战斗,为了愈合看不见的伤口|专题

作者:砍妹  |   2017-07-20 15:35  |   来源:尖椒部落原创首发   工伤  原创    
摘要:遭遇了工伤而导致肢体残障的工友,是怎样在创伤中走出来的?我们邀请了心理学工作者访谈了两位工伤工友,从工伤工友心理康复的角度解释了创伤复原的过程。两位工友的故事让我们明白到,讨回公道的“战斗”有益于康复,也有益于获得生命的意义和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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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画师:补药脸

在进入那间让他受工伤的工厂前,谭道银在矿山呆了十几年,做爆破类工作。收入高、风险一般,工时灵活,朋友多,从没缺过打牌钱。42岁的他笑起来很灿烂,露出一对酒窝,甚至透出一股童真,“朋友说我以前走路都是蹦蹦跳跳的,好像要飞起来”,似乎什么也不能摧毁这股乐观。

但在手术室外听说可能要截肢时,谭道银的泪水夺眶而出。“我连父亲去世都没哭。”道银说。但当时的他颤抖着彷徨着,完全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他一哭,血就跟着往外涌,妻子也就跟着哭。医生看他太激动,答应尽力保住他的手。那场手术最终做了十三四个小时,在后续的四次手术里又截掉了两节坏死的手指。最后留下一个伤痕累累但比较完整的右手,手里全是钢钉。

工伤之后:从创伤中恢复

在东莞,有一群经历过工伤的“前工友”。他们体验过漫长的卧床导致的肌肉萎缩和身体机能下降;他们忍住了自我厌恶和想自杀的绝望;他们熬过失眠,独自在医院100多米的过道来回走整夜;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能被喂食;他们看多了地铁里陌生人的冷眼、好心人过度的同情。

他们也重新融入人群,找工作、结交新朋友;他们学会工伤维权的法律程序,也帮境遇相似的工友改变现状。

挺过来以后,他们变强了。但无论怎么变强,“有些事就你就是再也做不了”,也“感觉不太可能回到像过去那样快乐了”。

2009的官方统计显示,中国每年有永久性伤残的工伤人数超过10万人。在网络上、在文献中,不时能看见有关怀精神的知识普及和倡导,工伤保险已是世界上普遍推行的社会保障制度之一。而根据欧美和日本的情况,90%以上的工伤职工通过工伤康复措施,是可以重新返回工作岗位的。

但这些数据其实无法呈现工伤康复之路的全貌:

多少双手再也握不了筷子、再也系不了鞋带?有多少家庭因无力依法索赔,而致贫、家人失业、失学?有多少情绪和哀伤没有得到合理疏导宣泄?

依据《心理疾病的诊断和统计手册(DSM-IV)》中的描述,失去身体一部分且险些危及生命的工友们,确确实实经历了创伤性事件,事后多少都会出现对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对应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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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研究者黄文柱等对工伤康复患者的心理健康状况调查研究显示,63.2%和42.2%的工伤患者有不同程度的抑郁和焦虑,有6个因子都超出大众一般水平,阳性筛查率为62.4%。也就是说工伤患者的心理健康状况较不理想。

身体活动受限,是早期康复者首要启动应对机制以及创伤后心理问题产生的主要起因,如截肢、脊髓损伤和严重烧伤患者。尽管创伤后大家都会经历相似的情绪反应和应激反应,但身体活动功能受到限制的工友,在情绪上的波动起伏将会表现得更为剧烈。在临床实践中发现,部分严重工伤工友出现少次或多次的自杀意念或自杀冲动,甚至至少有过一次自杀未完成的行为。

从创伤中复原的过程很漫长,像在水底沉默地缓缓行走,反复地追问自己:“我是谁?我要如何活下去?”

重构人生:自我救赎与社会支持

在急性创伤发生后的头几天或几周内,人们会只想要自我隔绝,否认失去的东西,抗拒哀悼。出于自尊心,ta也许会不愿意承认自己的一部分被剥夺了。ta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逐渐打开心门,才能再次积极地拥抱这个世界。可能需要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来慢慢恢复一些普通的活动,例如出门散步、见朋友、上街购物等等。

如果拥有充分的社会支持(来自朋友、亲人、恋人、同事、陌生人、社会网络),单纯急性创伤一般会在几周内恢复初步的安全感。但如果他处于一个敌对或不安全的环境,复原就会受阻,甚至陷入危机。

病区里有非常多工伤工友,每天都会有人跑来谭道银的房里聊天,“只要上到六级伤残(断手指)走出来都很难。有位河南的大姐右手断了,经常跑来找我聊,一讲起来就哭,一直都没走出来。”

这是心理康复的阶段之一。心理学工作者需要向受伤者保证,哀悼的过程对康复来说是绝对必要的。承认精神创伤的存在是复原的第一步,不能绕道而行,也无法一蹴而就。但它有尽头,有终点,当述说故事不再有那种强烈的感觉时,我们就迎来了一个重要的突破。这件事成为了受伤者的阅历,仅仅是阅历中的一部分,会褪色和淡忘。受伤者会暮然发现,原来这件事不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

谭道银花了七八个月才走出来。起初他觉得“哪里都容纳不下自己,走到哪里都受排挤受歧视”,但因为有愿意照顾自己的亲人、每天打电话问候鼓励自己学用左手的亲友、还有不离不弃的旧有社会纽带,他熬过去了。“那时候经常发脾气,有时候哪怕一点点小事情,我老婆喂饭的时候掉一点点米我也会发脾气,”他有点不好意思,“受伤的时候根本不会去考虑别人的感受,自己都难受死了,根本顾不到别人。”

创伤者的人际关系很容易在极端之间摆荡,又想要无时不刻有人陪伴,又想彻底隔绝自己。我们需要鼓励他们向信任的人寻求支持,但必须谨慎地确保这种关系不会危及他们、阻碍复原。如果需要或情况危急,可以请专业人士评估他人生中每个可能的保护资源、情感支持、实质帮助和危险源。

在住院期间,谭道银就经历了一次“探索新内在资源”的过程。他发现东莞本地有个叫做“友维”的工人公益组织会定期来病房看望工伤工友。起初他压根不相信这群人:“医院说他们是骗子,会赶走他们。工友自己都爱理不理的,我看在他们是老乡的份上才陪他们聊天、招待他们。我从来都没接触过法律这类东西,一点都不懂,也不信。但到出院后,他们一直给我打电话关心我,我这才慢慢认识了很多社工和工友,一聊,你有你的经验,他有他的经验,慢慢就了解了。”

如今他每周五都去探访桥头、辅酶、东莞、大岭山医院的工伤工友,他坚持参与普及法律知识,宣传高温津贴、帮助工友顺利辞工、依法索赔。这种良好的社群互动对康复相当重要,因为经历相同的工友可以宣泄出内心的伤痛、获得支持感、了解谁该对此次事件负责、抵制更多被剥削感、学会“战斗”。

24岁的徐达因工伤遭遇心理危机,第一次服用了抗抑郁类药物。他本就交友甚广,朋友们得知他受伤截肢的消息后,有的第一时间来探望,有的则打电话安慰劝解,一箱一箱寄水果到病房。但他根本吃不下、拉不出。每一分每一秒,骨头都在钻心地疼,难受得无法形容。每天都想着怎么自杀比较好。

直到主治医师及时发现了他连续几天盯着天花板一动不动,不说话也不玩手机这个情况。医生开始在他的药里加了抗抑郁类药物,“吃了药确实心情有很大变化,后来就慢慢不想死了”。

但他还是因此和相爱四年、已在谈婚论嫁的女友分手了。女友仍然支持他,但女友的父母打来了电话——他听懂了他们的意思。对社会大众而言,少了一只手的人和有两只手的人不一样。

徐达如今平静地说:“总是老公养老婆,不可能老婆养老公的嘛。”

社会对残障的偏见、再就业面临的重重困难、男性要赚钱养家的性别刻板印象,都是他当时无法再坚持下去的原因。思想斗争两个月后,徐达最终主动提出了分手。

前后住院手术五次,医疗条件还不错,但他最耿耿于怀的地方是医生永远“报喜不报忧”,根本问不到自己术后的真实情况:“我只能上网搜医学论坛,一个一个病症看过去,慢慢了解了自己是什么情况,最终会有什么结果,才能和医生对话。”

只有唯一一次,院长和自己说了实话。院长说:“我不建议你继续治,治好了后续接肌腱也很贵,又要几十万,而且不一定会好,截肢吧。”

徐达同意了截肢。他说,这个(实话)才是他需要的,哪怕之后走在路上有段时间都不敢把手从兜里掏出来,或是听见小朋友直接说“那个叔叔手好短喔”的时候会心里难过。

但我们总有了解和选择如何对待自己身体的权利。

创伤经历可能会夺去我们的一部分自我,让我们觉得自己再也不是过去的自己了,但它并不能否认我们曾经的快乐和信念,不应阻碍我们找回自己。作为一个曾经热衷社交,下班就会去泡吧、唱歌、聚会的人,徐达出院后身体起初还很虚弱,在地铁上都会站不住。但后来他开始在网上组团找人去徒步——从北海徒步到汕头,要走一个月。

在“以天为被,以地为席”的自然荒野里,每个人都胡乱生长着——“我发现原来别人根本没空在意你,每个人都是自私的,有很多自己要在意的事情,”他非常肯定地说,“我会说,走出来最快的方式就是融入人群。”

我们从这两位工友的康复故事中大概可以发现,创伤后的复原过程大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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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可以用下面这张图来重新认识我们受过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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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维权:一只手亦可握起拳头

基本恢复后,谭道银坚持做着一件连家里人都不看好的事情:依法索赔。

因为结婚后妻子和家里人都希望他出矿山、进工厂,求个安全,偏偏刚做两个月就出事了。在康复早期脾气不好的日子,他也会忍不住责怪妻子:“都怪你让我进厂。” 

压力一大,人就容易受激惹发怒。在湖北老家,他母亲带着3岁的孙女,能省则省,自耕自种,除非万不得已从不开口要钱。但一家人的生活费、育儿费、养老费开支不少,日子在工伤后还是过得紧巴巴起来了。从来没上过班的妻子,而今也已经进厂打工三年了——每回做上几个月,忍受不了一天12小时的劳累便又辞职。

“刚出院那阵子真是没钱,去法院那段路走路得半小时,有时一天走10趟都不舍得坐公交车,顶着大太阳光膀子走,那2块钱我宁可买点菜。”谭道银说。

工厂曾提出私了赔十万,他拒绝了,认为自己应得的赔偿不止这些。但当时的他没想到,此后一年多,他连做梦都得想着这官司怎么打:

辞退了了只想拿钱走过场的律师,亲自联系走访广东各地的工友和律师,他靠自己努力打赢了官司,法院判决赔偿三十万。谁料待到法院强制执行赔偿时,公司又想方设法逃避问题——原法人被换成一对老太太和老大爷,证词荒诞,错漏百出:“一吨多重的工厂设备被说成是从淘宝上快递回来再组装的”。而老板用自己亲姐姐的身份又在另一个地方注册了一个公司,把机器弄过去——抽逃注册资金、恶意篡改法人、转移财产,等同于把原公司变成空壳。

也许是对方走了关系,法院拖延执行判决,一个物业拖了两个月都没去查。不仅不作为,法官还对他说,“你不要乱搞,乱搞要坐牢的。”

他说:“我跟着法律程序走,难道我依法索赔会坐牢吗?”

判决下来至今四个月,一分钱赔偿都没到手。

相比起许多承受不了打官司带来的心理压力而选择私了的工友,似乎没有人能掰开谭道银那枚握紧的拳头:“难道你们执行不到位,就叫我钱都不要了吗?肯定要争取啊,哪怕有一点希望我都要争取。”在希望的田野上-01.jpg

四十岁出头的他成为一个帮助其他人更好复原的教育者。学法、普法、求助、上访,不只是为了挣那一口气,这种“战斗”同样有益于获得生命的意义和信念。

徐达马上也要离开东莞去深圳开张生意,和朋友筹备开小吃店,过几年打算自考读大学,生机勃勃。“有些事情改变不了,就只能适应。”抱着非常有适应力的心态,他不断给自己认知重构、重新融入社会。

工伤过去两三年了,他们的生活都已经重新焕发出生命的活力。复原已经完成,如今要面对的就是接下来的人生了。

就所有的可能性来说,每个人的余生都不可能回避掉伤害,每个人都在应对伤害的过程中不断成长。相信我们内在的直觉和自我,告诉自己我们的答案,不管通过什么方式,最终的目的是要与他人产生共通和联结,了解自己是社会的、是承担着公共角色的、是宇宙中的一部分。

“从创伤到复原,追寻的不过就是成为一个普通人。”

*参考文献:

黄琼, 梁玲毓, 朱洁,《工伤康复患者的心理健康状况及分析》 中国康复医学杂志, 2012, 27(8), 749-752

黄文柱, 宋汝华, 廖祥洲, 等,《工伤康复患者心理健康调查及干预治疗的研究》中国实用医药, 2010, 5(9), 3-4

黄文柱, 梁维松, 廖祥洲, 等.,《工伤康复患者心理障碍及干预治疗的研究现状及展望》中国实用医药, 2009, 4(11), 222-224

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 我国工伤职业康复发展现状.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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砍妹
作者:砍妹
心理科普作者,友心人心理社区主编,话剧工作者,希望能借由语言和肢体打破社会偏见,提高群体同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