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滞留异乡的人:“如果你怀抱梦想,也许你会再回来”

阿迪 · 2020-01-31 20:20 · 尖椒部落原创首发
摘要:关于回得去和回不去的家乡,关于几代女性的迁移和留守,关于生存与尊严……这是她们的故事,或许也是我们的故事。放假宅在家,看看这部纪录片吧。


“我奔驰浸浴在希望的河谷/深信有满溢的财富/就在彩虹的那一头/很快很快 我就会到达命运的转弯处”。

这首诗名为“异乡客的悲歌”,出自《“台北请再听我说”:外籍劳工诗文选集》。诗歌中作者所向往的“希望”和“财富”,必须经由“命运的转弯处”——台北——来实现。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台湾劳动力市场正式对外籍劳工开放,大量东南亚蓝领移工涌入,其中多数来自菲律宾、印尼和越南。


1998年菲律宾,25岁的玛琳在人力中介公司

今日的菲律宾是亚洲最大的移工输出国,世界排名第二。与人们对劳工的刻板印象不同,菲律宾移工因其流利的英文与教育程度,在全球劳动市场中取得竞争上的优势。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受过良好教育,一半以上具有大学学历或至少修读过大学课程,三分之二的人完成中等教育。[1]其中大部分女性移工在海外从事女佣、看护等服务性质的工作,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菲佣”。

纪录片《面包情人》自1998年开始拍摄,跨越13年,以在台北市安养院工作的菲律宾看护为拍摄对象,探索女性外籍劳工离乡来台的工作和生活,聚焦她们的梦想、亲情、乡愁与欲望,同时也试图揭示台湾社会所忽略的老人安养议题。


《面包情人》海报

纪录片导演李靖惠(Jasmine)因其外婆在这所安养院疗养,于是她与这些来自菲律宾的护工相识,和她们成为朋友,成为彼此生命的一部分。


像做牛做马一样工作

出发来到台湾前,这些跨国务工的女性需要支付中介公司一大笔中介费,相当于她们在台湾工作514个月的薪水,还要通过培训课程才能进入台湾劳务市场。

拍摄对象贝比(Baby37岁,此次应聘前曾在沙特阿拉伯做过女佣,照顾大使的妻子和孩子;艾琳(Arlene35岁,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生,做过家教和秘书;罗莉塔(Lolita39岁,需要供养两个女儿读大学;最年轻的是玛琳(Marlyn),25岁,电脑工程系大学生。


贝比、罗莉塔、艾琳和玛琳工作的五层小楼

一下飞机坐几个小时大巴到达安养院,放下行李不久,贝比她们就要开始进入工作状态。这所安养院中有老板娘、台湾本地护工和菲籍护工,到2009年,还增加了来自大陆、印尼和越南的看护。

她们每天的工作重复且繁重,签订的三年契约内没有一天休假。将老人们抱着搬运无数趟,给他们喂饭、喂药、翻身、按摩、洗澡、处理秽物,看管他们的行动,防止老人跌倒和受伤,还有洗衣服和打扫清洁安养院的里里外外,有时工作到半夜都不能休息。

工作前三个月,贝比的手臂肿的老高。玛琳说:“每天就是工作睡觉,工作睡觉,没有娱乐和休息。”人像拧上发条的钟,不停地转动。

安养院老板娘略带“欣慰”地说:“她们几个我非常满意,无论提出多苛刻的要求都能接受,做牛做马一样。”因为有严格的契约和高昂的债务束缚,多数移工对雇主的剥削与高压管理只能隐忍。一旦被认定违规送返,便很难负担再次来台的成本。[2]

一周三次去食物银行领免费面包,短暂的一小时外出可以让封闭在安养院中的贝比们透透气,而这一小时没有加班费,老板只会算好交通费,用免费的面包“支付”报酬。尽管如此,这仍是她们最喜欢的差事,因为能看到街上的路灯,行人和车辆。

看护工作要求的不只是体力的负荷,更需要高度的细心与耐心,甚至付出额外的情感劳动。

安养院里的语言有台湾话、国语、英文和菲律宾语,但是语言交流不构成工作的长期障碍。根据政策,外籍劳工一般签约三年,上一批护工离去时有些语言和习惯已经熟悉,而贝比她们需要和老人们重新互相适应。短短几周,菲籍护工们已经会用国语说“阿公”“阿妈”“吃饭”“睡觉”等日常交流词汇了。


罗莉塔在照顾阿妈,她们和老人成为了“家人”

她们既是护工,同时也是“替代的家人”。有些阿公阿妈没有人来探望,总是站在窗口张望,默默哭泣,或者哭闹着要回家。就算有家人来探望,也是待几分钟就走了,罗莉塔说“(他们)付出的爱不够”。

在菲律宾,年纪再大的老人都会有家人照顾。台湾的中产阶级家庭将部分“家务劳动”通过市场“外包”给外籍劳工,于是贝比和艾琳她们远离自己的家庭和亲人,来照顾别人的老人和小孩。即使身在异国他乡,她们仍然要竭尽自己作为母亲的责任。


唯一赚钱养家的人

罗莉塔经常提到“孤单”,李靖惠问她有没有带家人的照片来台,她摇摇头说:“那样我会想家”。中介在培训中告诉她们,千万不要带全家福,而要带上中介费的借据。

艾琳收到小儿子寄来的生日礼物,他为母亲录了一首歌,稚嫩的声音唱着:“我想念你,为什么你离开我?”

贝比两年不能回家,见不到她的两个儿子。完成一次契约后,因债务仍未偿清,她不得不欺骗母亲,再次来台,没想到这次分离竟成永别,请假无果使得贝比没能参加母亲的葬礼。


贝比、罗莉塔、艾琳在给家人写信,她们哼着一首歌《No Money, No Honey

“客工”制度在亚洲最为严苛,大部分亚洲移工为暂时性的契约所雇用,只能在地主国短期居留,不得享有长期居留与入籍的权利;只能以个人身份来打工,不得接家人来地主国共同生活。客工制度的封建前身就是苦力劳工(coolies),在多年工作契约的束缚下,劳工被迫接受高压控制和低廉的薪资。[3]

根据台湾的外劳政策,因为只能来台湾工作一次,许多移工不得不“换名字”,用不同的护照再次来台。签约的三年一般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年偿债,第二年还本,第三年才可能净赚。[4]


艾琳和玛琳完成两年合同后没有得到续约,即将返回菲律宾。罗莉塔说:“三年没看到我的家人和国家,我仿佛是一个陌生人。”

贝比完成三年工作契约,李靖惠跟着她回到菲律宾的故乡,贝比的丈夫耶思米来接她们。在台湾几年,贝比把赚到的所有钱都寄回家里,供孩子们读书,自己一点舍不得花,到家前还得买许多礼物。

耶思米是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生,曾经也在海外打工,妻子外出后就承担起所有家务。看上去这个家庭中的性别分工得到翻转,但女性移工们在家庭中的地位没有因经济地位提升有太多改变。

她们可能面临家中丈夫的不忠、辛苦赚来的钱被挥霍、孩子的疏离与埋怨,回家后继续无偿的家务劳动,没有存款,甚至要贴补成年子女和他们的孩子。在无数个夜晚吞咽下孤独和分离的苦楚,毫无怨言地为远方的家人提供面包,她们是唯一赚钱养家的人。


“是否这是我们唯一的生活方式?”贝比的丈夫耶思米后来去阿布达比做工程,体会到了贝比曾经在外的辛酸

菲律宾停滞不前的经济状况迫使其人民积极寻找海外工作,海外移工的汇款成为菲律宾最大的外汇来源。[5]即使是大学毕业生,在国内也很难找到工作。尽管女性移工在台湾做的是帮佣类的劳动,但她们获得的报酬比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多两三倍。

罗莉塔的两个女儿都取得了学士学位,让仅有高中学历的罗莉塔非常自豪。但是她们同样面临求职困难,大女儿在一所幼儿园做临时教师,她随时可能失去这份工作。罗莉塔把她的小姑欧妮和妹妹带去台湾做工,她们都有一大家子要养活。欧妮说:“我什么苦都不在意,重要的是能为他们赚钱”。


艾琳的两个儿子,为了供他们上学才出国

No money, no honey”,没有面包,没有情人。对这些女性移工来说,“面包”和“情人”只不过是她们最简单的梦想:让家人有饭吃,让孩子有书读,改变下一代的命运。

贝比的梦想是拥有自己的房子。在姐姐家借住二十二年后,她终于贷款买了一栋小房子。

2011年,李靖惠再次到菲律宾拜访老朋友,此时贝比有了第三个孩子,丈夫赴海外务工,他们因还不起贷款搬回了姐姐提供的住处。罗莉塔在外工作六年后,觉得不应该再和家人分开了,回国后做着小本生意,她的丈夫生病没法做重活,另外两个孩子还需要上大学。艾琳在家乡开了一家饰品店,她的丈夫也在外工作,贝比和艾琳对目前的“单身”状态似乎都非常满意。


“为什么我要远离家人工作呢?”

在菲律宾北部的老沃市,靖惠和贝比没能见到玛琳。她的丈夫出车祸去世,留下了三个孩子,那时玛琳才刚去以色列打工两个月。现在她只能将孩子托付给自己的母亲,只身在外为他们赚取“面包”。

母亲也曾经在新加坡打工,当时玛琳才读小学二年级,母亲回来时她已经毕业了。玛琳的姐姐在沙特阿拉伯,母亲照顾着四个孙子和四个孙女。上一代女性的牺牲,换回的可能是第二、第三代子女重复的命运,她们依然要面对贫穷与分离。玛琳年迈的外婆嘱咐着:“玛琳,不要伤心,不要哭。工作要认真,好好照顾自己,要坚强才能照顾你的孩子”。


罗莉塔决定不再和家人分开

“我是一位劳工/在异国像奴隶般工作/供应财富给远方的家人”。2011年的除夕夜,窗外烟花璀璨,欧妮和罗莉塔的妹妹仍然在台北市的安养院中,履行未完成的契约。还有许多女性移工,和她们一样,承受与家人别离的代价,在异国他乡默默付出;或者在短暂的团聚之后,再次漂洋过海,追求“面包情人”。

“如果你怀抱梦想,也许你会再回来。”

注释:[1][2][3][4][5]蓝佩嘉著跨国灰姑娘:当东南亚帮佣遇上台湾新富家庭》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0861,73,45,6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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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阿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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