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同用工情形下给劳动者造成损失的,如何承担责任?| 实务派

2020-08-19 08:00 · 劳动派


案例简介

姬某于2009年6月1日入职H公司,月工资为5000元,工资均通过现金形式在公司财务处进行领取。

H公司系F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F公司系股份合作制企业,F公司与J公司于2005年11月26日签订《合资经营协议》约定甲(F公司)乙(J公司)共同投资经营H公司娱乐总会。

2015年5月15日,姬某向H公司主张拖欠工资,公司总经理将其辞退。

姬某系外埠农业户籍,在职期间H公司未为其缴纳养老保险。

姬某以要求H公司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未缴纳养老保险赔偿金为由为由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仲裁委裁决驳回姬某的仲裁请求。

姬某不服,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裁判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姬某的劳动关系建立情况。

三公司均不认可与姬某存在劳动关系。

就此争议焦点,法院向公安机关查询的从业人员备案情况显示姬某的工作场所名称为H公司,H公司未就此作出合理解释或提出相反证据。

结合姬某提供劳动的场所系H公司的经营场所,其提供劳动属于H公司的经营范围等事实。

法院认为上述事实能够证明姬某所述的其与H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

另外,F公司与J公司签订《合资经营协议》,对H公司经营范围项下的“娱乐总会”进行实际经营,现三公司并未在用工中各自的权利义务进行举证,故上述三公司的应属于混同用工行为。

又鉴于三公司并未举证证明曾将合资经营情况向劳动者姬某公示,或劳动者姬某明知其提供劳动的用人单位名称,故法院认为姬某要求确认其与H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要求并无不当,法院对其该项主张予以支持。

H公司作为负有管理责任的用人单位,应当就姬某的入职时间、月工资标准及离职时间负有举证责任。

现该公司未就此举证,故法院根据姬某的主张确认其于2009年6月1日入职H公司,月工资为5000元,于2015年5月15日离职。

姬某在职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其于2015年10月份提起仲裁申请,而F公司及J公司明确提出时效抗辩,故姬某的该项请求,已经超过仲裁及诉讼时效,法院对此不予支持。

姬某未举证证明系由H公司提出与其解除劳动关系,故其要求该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请求,事实依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

如前所述,三公司存在混同用工行为。

鉴于三公司均未曾为姬某缴纳养老保险,故J公司作为混同用工主体之一应当向姬某支付2009年6月至2011年6月30日期间未缴纳养老保险赔偿金6836.9元。

参照《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关于乡镇企业职工社会保险、经济补偿金有关问题的复函》(京劳社仲函[2002]94号)的相关规定,原北京市劳动局1999年5月17日关于印发《农民合同制职工参加北京市养老保险、失业保险暂行办法》的通知(京劳险发[1999]99号),不适用于乡镇企业。

F公司及H公司均系乡镇企业,自2010年1月起方可为外埠农业户籍员工缴纳养老保险,故姬某要求H公司及F公司就未缴纳养老保险赔偿金的全部支付义务承担责任的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经核算,2010年1月至2011年6月30日期间未缴纳养老保险赔偿金数额应为5711.90元,故H公司及F公司应当就上述5711.90元的支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J公司均不服,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J公司与F公司签订《合资经营协议》,对H公司经营范围项下的“娱乐总会”进行实际经营,且协议中约定J公司组织招聘本经营部门的管理人员、服务员,同时按有关规定进行业务培训。

因此能够认定J公司与F公司及H公司存在混同用工行为。

一审法院根据姬某的要求,在确认姬某与H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基础上,基于三公司系混同用工情形,且H公司及J公司作为乡镇企业,自2010年1月起方可为外埠农业户籍员工缴纳养老保险的情况下,判决J公司向姬某支付未缴纳养老保险的赔偿金的是正确的,二审法院予以确认。

二审法院判决驳回J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案件结论

目前司法判例中,对混同用工的各用人单位给劳动者造成损失的,会认定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律师点评

实践中“混同用工”有很多不同的形式。

如实际控制人为同一人或者具有亲属关系的两个或多个经济组织,业务内容相同或存在交叉,经营场所无法区分,人员、财务等高度混同,且往往不与员工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混淆用工,使劳动者无法确定其用人单位,导致责任承担主体不明的用工情况。

或劳动关系管理中各关联企业均参与管理不能区分各自管理职责或轮流用工,或项目合作之下的混同用工等形式。

在上述情形下,“用人单位”的明确性和独立性模糊不清,无法认定劳动关系,严重损害劳动者的利益,因此目前的司法判例中作出了突破,认定混同用工的单位给劳动者造成损失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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