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在快手抖音上走红的工人,真的“出圈”了吗?

徐智勇 · 2020-09-21 11:08 · 尖椒部落
摘要:在短视频平台,“工人”或者“打工者”的身份标签非但没有成为流行的阻力,反而在他们的创作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但这真的扭转了他们在话语场上的边缘处境吗?工人是否从此不再沉默、不再被强硬地代表了?

当我们谈起“工人”时,脑海里会浮现出一个怎样的形象呢?是春运返乡的农民工,是富士康的车间女工,是每天与尘土打交道的建筑工、环卫工,还是刚进城的月嫂?他们会不会经常和“吃苦耐劳”、“默默奉献”、“穷困挣扎”等描述联系在一起?

这些标签化的形象大多来源于媒体而非工人自身,经过广泛传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大众对工人的认知。而关于“工人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工人自己显然难以插上话,更缺少渠道来展露、言说真实的自己。他们的声音也总是被城市精英、主流媒体所掩盖。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工人既是被边缘化的、失语的人群,同时也是被代表的、被塑造的对象。

然而,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智能手机的普及,如今短视频平台逐渐为工人群体提供了一个自我表达和展示的空间。根据快手大数据研究院发布的《2019年小镇青年报告》,每年大约有2.3亿小镇青年活跃在快手平台上,他们每年在快手上发布超过28亿个视频、获得超800亿的点赞数,而他们的职业往往是基层工人,比如服务员、货车司机、外卖员等等。


图片说明:2019年快手大数据图

是工人,但也不仅仅是工人

与此同时,许多普通工人借助短视频创作走红,走入了更多人的视野当中。四川泸州的90后建筑“工地小哥”贺元凯在工地上表演霹雳舞,并在快手、抖音平台上发布短视频,很快受到了人民日报、新京报等主流媒体的关注,这也让大众看到了基层工人在生产劳动以外的样貌。


图片说明:“工地小哥”贺元凯抖音号

除了打工生活中的跳舞、唱歌、健身,民间发明也是常见于工人网红短视频的“才艺秀”主题。快手上的“手工耿”以诙谐的方式把自己的许多小发明拍摄成视频,迅速地在海内外走红,并积累了上千万的粉丝关注,华盛顿邮报甚至将他称为“中国的无用爱迪生”。

“手工耿”的走红也许有背后运营团队的努力,但他作为一名焊工,的确在向更多人展示中国工人以往不曾被看见的、新鲜有趣的形象。


图片说明:外国媒体对“手工耿”的报道

像“工地小哥”、“手工耿”那样凭借才艺走红的还有唱歌的“外卖小哥周磊”。然而,更多的工人网红则是通过记录自己的日常劳动生活,获得广泛的共鸣和关注,他们中有“河北沧州开卡车的宝哥”、快手上的汽修工“潇洒哥”等等。

从他们的昵称中不难发现,这些在短视频平台上备受关注的创作者更愿意亮出自己是基层工人、打工者的身份,并且认同这样的身份;“工人”或者“打工者”的身份标签,非但没有成为流行的阻力,反而在他们的短视频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女性打工者也在为自己说话

短视频平台同样也为女性工人赋予了自我表达的可能性。在工人中,女工是更为沉默隐秘的群体。一方面女性本就游离于社会主流话语之外,即使在工厂中也承受着男性文化的压制。这从“打工妹”一词的被污名化中便可见一斑。

另一方面,女性工人除了完成职务内的劳动工作,还往往承担着照顾家庭、教育孩子的任务。而这些家庭工作的价值、女性在其中的劳动付出长久以来并未受到社会认可,只能算是隐秘的、无价值的劳动。

但短视频平台的出现和普及却为她们提供了低成本、低门槛的参与和表达机会,让她们也可以为自己说话,展现出不同于以往“厂妹”、“打工妹”的崭新形象。

女性卡车司机便是这些平台上受到较多关注的女工群体。在快手上涌现出了许多女性卡车司机制作的视频,她们有的是跟父亲跑车,有些是“夫妻车”,还有些独自跑车,日以继夜地在公路上奔波劳顿。

《中国卡车司机调查报告No.3:物流商·装卸工·女性卡车司机》曾指出,我国公路货运行业存在着严重的性别歧视,遍布于考取驾照、从事运输工作、结算等各环节。同时,相比男性同行,女性卡车司机长期处于低薪状态,更缺乏向上流动的机会。

而拍摄短视频使得她们能够开口诉说、记录自己的劳动和情感体验,让更多人看到了在男性占领的高强度体力劳动行业中,女卡车司机这一独立扛起生活重担、难得一见的少数派。

 

图片说明:快手上的女卡车司机博主李昕

显然,工人在短视频中表现出的形象与人们过去对他们的认知大相径庭。在过去,工人是“吃苦耐劳”的劳动者、是“默默无闻”的奉献者,很难想象他们业余时间还会在建筑工地上起舞、高唱,或是在卡车上畅谈一夜。这些形象的涌现一方面得益于短视频创作的低门槛,使得普遍文化水平不高的基层劳动者也能快速地上手,并创作自己的作品。

另一方面则来自庞大工人群体独特的创作潜力。他们人数众多,且在公共话语场上长期处于沉默状态;他们有着不同于主流期待的创作主题,如打工记录、卡车司机见闻等,这位工人创作者带来了独特的文化和商业价值。

在这些短视频中,工人是创作者,他们不再被代表、被讲述,而有机会真实地表现自己的生活经历,从而创建更能被工人自己认同的形象。相比过去,短视频使得工人有了话语权上的进步,他们开始更多地用自己的方式进入大众视野,从“被说话”慢慢走向“为自己说话”。

才艺要被欣赏,生存困境也要被看见

也许更有现实意义的是,这些日渐活跃的创作者并不只是记叙生活或展现才艺,还会借助短视频抱怨自身尴尬的现实处境、揭露整个工人群体面临的公共性问题。

今年4月,快手平台上的砌墙工人“窦师傅”发布了一则安全帽相关的视频,他用一线工人的安全帽和领导的安全帽相撞击,结果前者直接被撞碎,而后者坚固如常。这则视频引起全网热议,国家应急管理部也在微博上关注了此事,引发了大众对一线建筑工人安全问题的热烈关注。


图片说明:砌墙工人“窦师傅”安全帽相关图片

实际上,“窦师傅”不止一次地在视频中表达农民工的现实困境,他抱怨农民工所遭受的不公待遇,也感慨自己不稳定的辛劳生活。可见,短视频于工人不仅仅是展现自我、被观赏的平台,还是寻求认同、直接公开地诉说、揭示现实问题的公共发声渠道,摆脱过去被美化、被单一化的形象。

但这真的扭转了他们在话语场上的边缘处境吗?工人是否从此不再沉默、不再被强硬地代表了?

短视频平台在一定程度上确实鼓舞了工人群体表达自我、展现立体形象的动力,也带来了话语权分配上的一丝进步,但这些来自基层的声音依旧微弱,尚难以改变工人群体沉默、失语的根本处境。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仅农民工数量就达到了2.91亿人,这一群体的庞大数量与他们在社会上发出的微弱音量之间仍然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工人群体失语的根本原因在于包括文化资源在内的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短视频的出现仅仅是在这种不公的笼罩上开了一个小小的缝隙,依旧难掩工人群体在与他们切身利益相关的公共议题说不上话的尴尬。

而且,虽然工人们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向更多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但当这些声音被更广泛地传播时,又免不了会受到主流叙事的影响,甚至逃不过被美化、扭曲的命运。

以卡车司机为例,无论是“河北沧州开卡车的宝哥”,还是和丈夫一起开车的女卡车司机李昕,他们的视频内容多以记录路途生活为主,有时会讲述自己的家庭、孩子或其它经历。在这些视频中,他们艰辛地跑车,过着缺觉、昼夜颠倒的生活,收入低下且没保障,还承受着被罚款、偷油的辛酸。

但在主流媒体报道中,他们却常以“为生活拼搏”、“扛起生活重担”的励志形象示人,但这恰恰就是经常附加给基层劳动群体的刻意回避了核心问题的刻板印象。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他们在视频中表现的更为复杂真实的生活又一次被窄化成了一个个单一、片面的标签,而这与工人们展现自我的初衷背道而驰。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为什么工人群体即使在短视频的加持下依然难逃脱被代表、被言说的窘境?这值得所有人反思的问题。也许我们应该感谢短视频平台,让广大基层劳动者也有机会创造自己的文化。然而,这对于让他们在公共领域拥有更多话语权、参与更多话题讨论,还是远远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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