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乡人黄小娜:在深圳唱女工的故事

符雨欣 · 2017-12-28 19:13 · 尖椒部落原创首发
摘要:2017年12月,工人乐队“重D音”发布了一张女工专辑《飘零的花》。我们采访了乐队主创黄小娜,听她讲述自己致力于为女工创作的故事。

黄小娜说,“娜”字在广西的壮语里,是“不要”的意思。她是家里的第二个女儿,做小学老师的父亲给她取这个名字,是期盼下次可以要个儿子。多年后,一头扎进了工人世界的黄小娜告诉我,“故乡”是一个很有归属感的东西,是一个可以随时来去的地方,而女孩子自打出了娘胎,就没有故乡了。

十年磨一剑

工人乐队D”成立于201151日。

201712月的第三个周末,这支乐队在深圳关内最有名的Livehouse红糖罐,发表第二张专辑。

关内指的是深圳1989年成为经济特区后,因毗邻香港而最早享有制度建设红利的行政区,目前是深圳市中心以及CBD所在地。

专辑主创兼主唱黄小娜,站在红糖罐的舞台上,穿着没有腰身的薄棉衣,简单梳起馬尾,扎上头巾。

这是一张为女工创作的专辑,我和女工接触之后有很大的触动,想把她们的故事写出来。嗡嗡的舞台下,隐约听见黄小娜做介绍。

那天,黄小娜嗓子不好,她让女工姐妹饭饭做乐队的主唱,自己则在舞台昏暗的一侧安静地弹贝斯。


本文图片如无特别注明均为作者拍摄

黄小娜2008年从中国政法大学取得法律学士学位,在学校里参加过学生社团组织的公益服务活动。

毕业的时候,她想发挥专长帮助他人,又因为朋友多在珠三角,于是她来到了深圳的小小草工友家园。这是个成立于2003年的公益机构,服务打工者,为打工者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

当时的黄小娜一边负责面向职高学生的务工培训、去工业区做劳动法的普法,一边参与到丰富多彩的工人文化活动当中。

也就做两年,之后会做律师,这是当年的她对这份工作的定位。

但从毕业到现在,黄小娜实际投身服务工人已有接近十年之久,其中又与当时还是工人、后创立重D音乐队的先生董军相恋,找到爱情、建立家庭、加入乐队,最终落脚在方兴未艾的工人文艺,又在其中艰难地一点点撑大女工文艺的空间。

目前,工人乐队多以男性为主,屈指可数的创作型女工歌手当中,除了已经小有名气的段玉(九野乐队主唱),另一个就是黄小娜。

哎呀快到十年了”。坐在乐队练习室里的黄小娜抚着腮总结,语带感慨。

把她们的故事写进歌里

小娜写的第一首关于女工的歌是在七年前,那年她看了一本打工小说《我是一朵飘零的花》,这本书原名为《东莞打工妹生存实录》,讲述一个乡村女孩背井离乡的打工之路,读完深受感动。于是便有了这首《飘零的花》。

倘若每一个远离故土的男孩/都是一株无根的草/那么每一个身处异乡的女孩/就是一朵飘零的花/我们的青春和血汗/被繁华和辉煌埋葬/我们繁荣了别人的城市/却荒芜了自己的家园

自这次之后,小娜发现用音乐说出故事也许是个不错的主意,可以为改变现状做出一点贡献。其实工人群体里面有很多不同的问题,女工的问题、工伤的问题,甚至养老的问题、融入城市的问题、孩子入学的问题……把这些问题一个一个讲明白了,才能让别人知道怎么去做改善。

2015年,小娜参加了一个关注女工人流问题的戏剧创作,负责写剧本。戏剧需要具象化,在这个过程中,多年来积累下的生命故事支撑了剧本的情节,也引发了小娜在音乐上的再一次创作。

同时,乐队也开始构思第二张专辑的方向,小娜建议,这次可以把问题写得更具体、细致一点,才能找到改变的方向。她原来的设想是,专辑从一个姑娘的出生讲起,讲到她出来打工、遇到问题,一直到人生的最后阶段。

我都想好了,用哥式比鞋厂因为养老问题而跳楼的女工周建荣的故事,做最后一首歌。

小娜试图向外界呈现女工是个具有异质性的群体。讲到女工,好像都是狭义的,那种流水在线的女工。其实女工有不同的年龄段、工种。像是清洁女工、大龄女工,她们除了工作选择与年轻人(有客观上的)不一样之外,她们(主观上)也更受家庭因素的影响。

我也想写婚姻制度里的女工是否自主。以前我认识一个新疆姑娘,她被婚姻买卖到甘肃,但是又有家暴的问题,而且那家人也不让她工作,觉得女孩子抛头露面不好。”

可是专辑出来不是小娜想象的样子。小娜所掌握的是零碎的经验材料,她自嘲非科班出身,素材很多,但创作能力不够。其实她是来到小小草之后才开始摸索乐器以及音乐创作的,那个新疆姑娘我有写进去,不过就变成了一句:当我的爱情没有和我一起远嫁他乡。

小娜的创作,多以简单词句重复,用旋律营造情绪。专辑发布会现场,有工友观众随着音乐跳起舞来。

相较之下,先生董军在音乐上的熟悉度要更胜一筹。他创作过多首单曲,在重D音专司架子鼓。董军会给小娜的作词把关,他有一个审美上的东西,这关过了之后,再由乐队里的吉他手根据小娜设想的旋律进行编曲。

乐队成员都是工友出身的男性,他们对女工这个群体有着同理心,却缺乏更深入了解的动力。


图自网络

董军也创作过一首与建筑女工有关的《英雄》——喝不完异乡的酒/一喝就白了头/三十年来沧海桑田/我还是找不到北斗——抒发的还是离情愁绪。

小娜说,董军在乐队中已经算是对性别问题认识比较深刻的,他会通过自己的生活体验,比如带小孩、下厨房等,来反思传统的性别角色。而别的成员,都专注于玩乐器本身。

相对于男工,女工面临更多问题,如性骚扰,家暴等等,因此小娜的创作变得更慢了,她有更深的话题想与人讨论,却无人可说。

这张让主创觉得尚不成熟的专辑收录了十首歌,其中,《姑娘在何方》讲女工的离散,《冬天的约定》讲留守儿童,《我想》讲女工对自由的渴望。

小娜发现,写别人的故事真的是一点也不容易,她常恨自己不是学音乐专业的。

尽管这张专辑更像一次实验,结果不尽如人意,但小娜还是想要借助它给女工一点力量。她明白,目前与工友机构联系紧密的女工,已经对性别、权益有了一些先进的想法,但她想要影响的人还有很多。

研究劳工议题的学者邱林川曾经提醒,在文化创意的背后,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谁来进行创作,一个是谁是受众。独立的工人乐队,尽管与机构、劳工活动家也有着紧密联系,但其影响力不仅无法和主流音乐相比,对工人的影响也较依托于劳工机构的文化组织更弱。

专辑里还有一首由女工集体创作的《女人的自白》,歌词写到:我想我有能力/选择我想要的那幅画/我不想我的人生/由别人涂上色彩/我可以围着孩子转/但我要有自己的追求/我有自己的魅力人格/女人要为自己而活。

很多女工对个人的追求、理想有强烈的愿望,比如我们可以带孩子,但这不是我们的天职。我们想让这些积极的歌曲形成一个积极的榜样,不要妥协于现状,要看到其实有人在追求这些东西,要相信可以改变。”

埋头写歌并不是小娜追求的目标,她还希望让更多人听到女工的声音。

20183月10日至11号的女工艺术节,一场名为“让对话发声”的女工艺术节将在深圳举办,她就是主要筹备者之一。

“关于艺术节,你可能听说过草莓音乐节,但是那些对于我们工人来说是遥不可及的,所以我们要办一个女工艺术节,为底层发声,构建一个女工群体和社会大众之间的沟通对话的平台。”女工艺术节的另一位筹备者、小娜的好朋友丁当总将这句话挂在嘴上,四处“打广告”。

这场艺术节旨在鼓励广大女工积极自主发声,由女工亲身演绎她们和城市的故事,表达自己,并建立自信心。也期望通过多种艺术形式展示和探讨女工面临的问题,让大众看到女工更多元化的形象,了解真实的女工群体,帮助基层女工赢得更多的尊重。

她们的喜怒哀乐是真实的

如今的小娜常常和女工姐妹打成一片,通过工作坊讲述女工们的故事,再把故事写进歌里。

谁能想到,十年前,她刚来深圳时,却是拒绝与女工接触的。

2008年,在小小草工作,黄小娜很开心,她活跃于工人维权工作以及工人文化活动中,觉得实现了自己的价值:那时候下班,是会和朋友一路唱着《国际歌》回家的

黄小娜唯独对与女工的姐妹小组不感冒。姐妹小组的工作内容是,和女工一起做手工、学习防狼术、普及性健康知识等,在这个过程中,女工会向机构员工吐露自己的故事。

机构里的每个同事都参与过这个活动,但黄小娜没有。“那时候,我和女工交流有障碍,我觉得她们很脆弱,比如女孩子这也不安全那也不安全,这也要设防那也要设防……还防狼术呢!我自己什么都不怕……我害怕自己说什么话让她们委屈了,而且分享故事的时候老有人哭。

当时的黄小娜对女性形象的想象,来自她的母亲。她的老家是广西一个普通的村落,村子里习以为常地践行着严重的重男轻女。但是黄小娜的妈妈在村子里并不弱势,虽然第三胎才生下一个儿子,但面对村里人,这位母亲坚强、能干且彪悍,她勤快劳动、大大咧咧,为自家的利益会与村人分毫必争。在父亲因为超生而丢掉了小学老师的国家公职之后,母亲在家里发挥的作用有增无减。

小娜看不惯男性在家里和村子里都处于比 女性优越的位置,她也看不惯母亲儿子的宠溺。她很不满,最终选择了以出走家庭、外出求学的方式来逃避。但她以为这就是现状,只能逃离,无法改变。家家都是这样的嘛,没有意识。

这样成长起来的她所相信的女性该有的样子”就是她那彪悍的母亲——在已然劣势的环境中,也要表现得坚强,天塌下来也应该退缩。相形之下,女工得“脆弱”让小娜很是看不起。

“她为什么不站出来,为什么要受到男性的限制,我会期待她们像我妈一样独立。”小娜双手遮脸,为当时的想法感到后悔。

直到工作后在机构里耳濡目染,黄小娜才开始真正面对及反思性别问题:那些她所以为的个人意识问题,原来是与社会背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我后来才明白不管是我妈还是女工,这一群人都是被压制的,她们生活在那样一种环境中,我没有任何资格对她们做要求。

但当时的她还是害怕挖别人的伤口,她也对解决问题及推动改变无能为力。最后,小娜是从自己持续投入的文化工作中领悟了,心不能太大,自己不是救世主,但可以作为女工群体的知情者,理解她们,并帮助她们有勇气讲出来。把伤痛讲出来不是必须的,但能讲出来,就是改变的第一步。


她与工伤工友聊天,克服了对伤痛的害怕。她发现讲述是一种抒发,也许讲述者会有所选择,但愿意讲出来的部分就是讲述者希望面对的部分,应该给予这样一种讲述的机会。

她一口气访谈了十位女工,至今对那些故事记忆犹新。在讲述如何面对贫穷、痛苦和难言之隐时,女工表现出与眼泪不一样的面貌,坚强、努力乐观、相互扶持。她们笑着述说自己的经历,好像在讲别人的故事。小娜感叹,以前对女工群体的了解太单一,这些坚韧的个性都是自己不具备的。

反差不仅表现在由弱转强,也有由强转弱。一个被称为维权斗士的女工与她聊天,解释自己锱铢必较是因为她在用自己的工资支持整个家庭,说着说着哭了出来。看上去再怎么坚强,她们背后可能都承担了很辛酸的东西。

在社会学家潘毅看来,女工的生命中不断闪现的火花、疼痛与记忆,突显出这个时代的创伤,细诉着贯穿于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每一位打工者生命之中的社会抗争。

小娜终于看到了女工眼泪背后的孤独与承担。她还因此想起了会与别人干架的母亲——没有抗争时,她的宽容沉稳也曾令小娜惊讶。

“她们的喜怒哀乐是真实的。”这种柔韧及鲜活的多面性,让小娜重新认识了女性,也重新认识了自己的亲人。

我想成立一个女工乐队

地铁三号线在关内蜿蜒一段,再从老街站转90度,直直地往北边及东边的工业园区开去。重D音练习室所在的横岗,便是工业园工友们的聚集地。横岗近年打出“建设文化产业”的口号,不过公开报道中,扶持的都是印刷店和眼镜城。

从地铁站一出来,有一栋新起的写字楼,在四周矮房中,显得尤为高端。乐队就在离这座写字楼不远处的一个旧小区里,这片楼宇残旧,楼高不过五层。


小娜虽然是重D音乐队的核心成员,但乐队中其他成员都是男性。她很早就想成立一个女工乐队,连名字都想好了,叫乌门,英文WOMAN,寓意把黑色的门打破。但是相对于男工乐队,女工乐队的不确定性更大,只要有一个成员怀孕,这个事情就做不了。

而且,年轻女工中学乐器,会乐器的本来也少,她们更想学会计算机,到工厂里做文员,因为流水线太辛苦。文员对于她们来说是最好的选择。

她只能将这个愿望无限期往后推挪。

目前国内仅有的一个女工乐队,是由段玉组建的九野。九野有四名成员,其中两人还因为做博士课题的机缘而加入的。整个工人文艺的脉络超过十年,但女工的参与度显然与男工大相径庭。

小娜现下正为几个活动忙活着——工人文艺工作坊、工人摄影展的布展、以及明年3月女工艺术节的筹备活动……她累得感冒了,声音哑了,在布展现场只能请别的工作人员帮忙解说。

说到未来,黄小娜其实有点不确定路该怎么走。上有老下有小,她发现自己已经不能像年轻时那么洒脱。 家庭、孩子、工作、理想,现在的她面临着与女工一样的困境,她本人也早已和女工群体融为一体,一同在内外交困的处境下寻找新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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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符雨欣
社会学专业毕业生,香港媒体人,关注社会文化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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