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私人借钱还是商业贿赂,能否无偿解雇?

2018-06-21 08:00 · 人力资源法律库


查明案情  

张某于1995年11月1日入职J公司处,任品质保证部最后稽查高级主管。

J公司于2014年11月20日以张某在职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向质检单位索取回扣为由,依据员工手册第九章第二项(纪律处分程序)4.1款及第三项(纪律条例)4.6款的规定和劳动合同第八条第二款第二项(2)的规定,对张某作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处理。

张某于2015年7月14日向中*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J公司支付其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301648.62元。

在仲裁过程中,仲裁委员会向中*市公安局调取借记卡一卡资料查询、开户资料及历史流水;上述证据材料反映张某于2014年4月3日、同年4月24日、同年6月24日及同年7月8日分别收取陈*强银行转账3336元、2300元、6683元及4992元,合计17311元。另查明:陈*强现住苏州,是J公司的质检单位昆山市G镇Z电子商行的经营者;张某与陈*强没有就双方转账行为订立借据。

仲裁委员会于2015年9月28日作出裁决,驳回张某的仲裁请求。

一审阶段  

张某不服仲裁结果,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

一审期间,J公司提交了劳动合同、员工手册及签收条、员工动态表、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中*市公安局立案决定书打印件、J公司人力资源及行政部致工会的函件。经查:员工手册第九章第二项(纪律处分程序)4.1款为“严重违反公司纪律制度者,作即时解雇处理,同时无需支付任何形式的经济补偿或赔偿”;第三项(纪律条例)4.6款为“贪污、收受贿赂、营私舞弊、偷盗(包括私自霸占物品或携带出厂)等以上行为,不论数量多少、金额大小,一经证实,除即时解雇外,并视情节轻重送交公安机关处理,且公司保留追索经济赔偿之权利”;张某与J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第八条第二款第二项(2)反映严重违反规章制度属于可以解除合同的情形之一。

张某对J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均予以确认,但其主张J公司所谓的索取回扣,其实是张某向质检单位昆山市G镇Z电子商行的经营者陈*强的借款,且张某已向陈*强归还上述借款。张某提交电话录音光盘及文本、银行交易明细拟予证实。经查:电话录音文本反映通话人于2015年10月7日协商还款事宜。银行交易明细反映张某于2015年10月8日向陈*强网银转账6683元、2300元、3336元及4992元,合计17311元。

一审期间,一审法院依据J公司的申请向中*市公安局就张某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调取该案的立案决定书、张某的讯问笔录及陈*强的询问笔录。张某、J公司对上述证据均予以确认。经查:立案决定书反映中*市公安局于2014年10月26日决定对张某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立案侦查。讯问笔录反映张某描述向陈*强借钱的过程,张某称因工作关系于2014年年初认识陈*强,既是工作关系又是较好的朋友关系,在一次与陈*强聊天时谈起经济有困难时开玩笑向陈*强提出借钱,陈*强当真并提出按其在J公司处的业务额的一定比例借钱给张某。询问笔录反映陈*强称于2013年11月起安排人员到J公司处工作,与张某是正常的工作关系,没有其他特别关系,过了不久,张某向其提出借钱,当时想和张某有业务来往关系,也想给张某这个人情,希望在工作上不要找其麻烦,就答应张某的借钱要求,当时张某提出借钱的数额按其在J公司处业务金额的7%至8%。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张某诉求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的问题。首先,虽然张某主张J公司的质检单位昆山市G镇Z电子商行的经营者陈*强于2014年4月3日、同年4月24日、同年6月24日及同年7月8日向其银行转账的3336元、2300元、6683元及4992元均系借款,但其与陈*强之间未签订任何借据;其次,张某与陈*强均称上述款项是按陈*强在J公司处业务额的一定比例予以支付,而陈*强是J公司处质检单位的经营者,J公司需按陈*强所在单位的工作时数向陈*强支付检查费,且张某在J公司处负责质检稽查工作,即张某的工作与陈*强存在利害关系;综上,张某称其收取陈*强的四笔款项均为借款,明显与常理不符,因此一审法院对此存疑;而张某与陈*强存在利害关系,且陈*强向张某银行转账的金额是按陈*强在J公司处业务额的一定比例予以支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劳动者应当遵守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因此即使张某的上述行为没有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其行为已经严重违反劳动者在从事职业活动中应遵守的职业道德,故一审法院认定J公司属于依法与张某解除劳动合同,并认定张某该项诉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二审观点  

张某不服一审判决结果,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

本院认为:第一,张某与陈*强之间确实存在工作上的利害关系。通过陈*强在公安机关对其的询问笔录反映,当张某向陈*强提出借钱时,陈*强“想到和张某有业务来往关系,也想给张某这个人情,希望张某在工作上不要找其麻烦,就答应了张某的借钱要求;且当时张某提出借钱的数额按其在J公司处业务金额的7%至8%”,即陈*强是基于与张某之间存在工作上的利害关系才答应张某的借款要求,且张某要求按业务金额的比例支付借款。第二,陈*强于2014年4月3日、4月24日、6月24日及7月8日向张某的银行卡转账的3336元、2300元、6683元及4992元,亦确系按业务金额的一定比例支付的。第三,张某与陈*强之间并未签订任何的借款协议。即便采信张某所述,其也是在本案仲裁裁决作出后,即仲裁机关已对相关事实作出认定后才向陈*强转账了上述款项。难以认定张某的该行为即为单纯的借款还款行为。第四,公安机关是否追究张某的刑事责任与其是否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综合上述事实,一审判决认为张某所称其收取陈*强的四笔款项均为借款与常理不符,据此认定J公司属于依法与张某解除劳动合同并无不当。张某要求J公司向其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金无事实依据。

本案核心观点提炼

1、由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无权查阅调取的证据,当事人可以向劳动仲裁委员会或人民法院申请调查收集。

2、公安机关是否追究劳动者的刑事责任与其是否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3、对于员工的违纪违规行为及其责任,企业的规章制度需有明确规定。

4、建议企业的规章制度规定:公司员工与合作关系单位的人员发生私人借贷关系的,需事先向公司报备,否则视为实施商业行贿或受贿行为,视为严重违反公司廉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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