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在地平线上的工厂

程鹏 · 2018-12-04 22:42 · 尖椒部落原创首发
摘要:我,连同我背后的工厂一起消失,从此不再在地球上出现。


本文图片均来自网络

“从此以后我不再来了。”

我写下这句话,一切都消失了。我发现我写下了文章的最后一句。叙事才刚刚开始。

这么多年了,我才冷静下来,去叙述自己的那一段生活,书写那个穿着背心和发白的牛仔裤,脚下蹬着波鞋,背着牛仔包,头发长长的,消失在茫茫大地上的身影。

我走不见了。走着,走着,我又回来了。仿佛一个不肯离去,终又离去的灵魂。

我既想否定过去,又无法释怀过去。我怀着固执的感情,却又轻易接纳新的环境;那么怕伤害到自己,又不得不揭开自己的创伤;害怕保持沉默,又成了沉默的大多数。在文章里,我极为希望把那个自我表达出来,但跟我有同样经历的人太多了。

我们接受着苦难。

◇ ◇ ◇

八十年代,那是怎样一个时代,我们经历着什么?

山村,古老,贫穷,黄色的土壤,麦子,墨守成规的学校,严重偏科,高价的代课生,缀学,十四岁,逃出农村……进到城市,打工,边防证,暂住证,计生证,毕业证……它们相互交替着,联接着,像齿轮一环一环地扣接着,推动着时代的发展,个人小小的命运就是滋润着它们前进的润滑剂,轰然一声牺牲自我,那也是常有的。

然后我们就像润滑剂一样消失,仿佛根本就不曾存在过,那种悲壮接近无名英雄。

一大串的身份认识。农民,盲流,打工者,外来工,劳务工,城市建设者,农民工,新城市人……或者,工厂,机器,流水线,车间,汗水,港币,生产力……这些坚硬的词碰撞着一些柔软的词语:人,人类,思想,情感,诗歌,小说,散文,绘画……

我们一直挣扎在这些词语之间,想逃离,背弃,遗忘,更想走进广阔的大地。

如果不是这一次采访,我是不会再来这里的。我更愿意把记忆埋藏在内心的深处,我愿意一切消失,再去寻找,才有了寻找的真实意义,但我真的不想回头去走走过的路,固执地去怀念某个地方,某个人物,某件我热爱着的事物。如果不是这一次——我快流出泪水来了。

公交车颠簸着,我的心一直在手中,它跳动,像怀有一个小鼓手。我在紧张着什么?揣测着什么?预感着什么?


因为媒体的介绍,有一位记者要找我拍一组照片。很有意思的是,我要回到最初南下打工照下第一张相片的地方,在那里重新拍一张。

我看着这一张相片,有些发黄,像秋天掉下来的黄叶,但相片上的少年表情昂扬,长发,留有小胡子,穿着宽大的牛仔裤,灰色的夹克,站在标有“深圳市光大木材有限公司”的大门口,双手插进牛仔裤的兜里。相片的日期很清楚,1995年,那么离2010年距离是十五年。

十五,这个数字一直纠缠着我,它足够让一个少年变成中年。

记者告诉我,一年前,工厂消失了。我几乎没有诧异。想想也知道,它是在全球金融风暴下倒闭的。尽管情感上不舍,我理智上也接受了工厂的消失。

我告诉记者,这是我们工厂的宿舍,它还在。并告诉他,我那时是这个工厂的编外员工,也就是临时工,住不进这排白房子的宿舍,只住在工厂东头的铁皮房。我告诉记者,这一片荔枝树,是当年工厂员工的乐园,也就是谈恋爱的场所。荔枝树还是庞大的浓荫,这在我的小说里进行了很多细节的描写。

工厂的确是消失了,空旷的厂区停着一辆辆大型的货柜车,蓝色的车身,在阳光下发出金属的铁锈味。没想到工厂的大门还在,门头虽残破,但还在。十多年前我所站的地方还在,被撕掉的招牌却是“森帝木材有限公司”。这些年,我也听说过工厂的变迁。我告诉记者,我还在这家工厂的时候,那是它的鼎盛时期。

我站在工厂的大门口,几乎还是保持了我惯有的动作,双手随意地插在裤兜里。我想用一个灿烂的笑容面对记者的镜头,但很牵强。记者说要我去看看我曾经的流水线,我站在那里的时候,我听见了机台的声音,闻到木材的味道,我看见了我的工友们低着头劳动,蓝色的工衣裹满了汗水,混合着午后的阳光味道,让我无法窒息。

我无限地怀念他们。他们去了哪里?是不是和我一样,有时低下头来,想起彼此。

百度告诉我,深圳市光大木材有限公司位于月亮湾大道,背靠南山,面朝大海,占地面积很广,听说是中央的一位部属开办的。我从农村里走出来,以为真的走进了大城市,没想到这个工厂在这个荒凉的地方,我那时的内心也一片荒凉,还好,不远处有一片荒凉的海,把海浪不断地卷给当初的少年。

◇ ◇ ◇

我是来南方后刮掉胡子的。

刚进厂的时候,招工的女人看着我,满眼疑惑,她说:“刚刚长胡子,能行么。”我的小舅是一个沉稳的中年人,干瘦,眼睛小,但显示出他成熟的精明。他对招工的女人颤声地说:“没问题,农村来的。”招工的女人还是对着我的身份证看了看我,并产生了怀疑,她翻了翻,好像想看出身份证的真假。她皱起的眉头仿佛在问:有这么大吗?

我十四岁就外出了,我母亲很有先见之明,她早意识到我逃不出打工这条命,我刚上初中,她就给我办了身份证,只是那个年纪不是我的。

招工女人多次看了看我,她无法辨别身份证的真假,相片没有出错,就给我办了手续。后来,我才知道,这次工厂是内招工。

我决定要刮下我的胡子,刀片划过我的皮肤,有一种如履薄冰的感觉,颤巍巍的冰凉,纸在火上的勇气。我看着从自己身上掉下的毛发,装出坚定又从容的表情,对自己说我要长大。

过了几天,记者发过来相片,现在的我,肚子凸显,微微发福。这是十五年后的自己,胡子是用夹子拔的,没有胡桩,这样看上去年轻些。很多时候,有人问起我的年纪,面对一无所成的自己,我不想回答。我转过身去,我觉得我消失了,两条孤独的铁轨是地球的地平线,只有夕阳,只有夕阳。

我活了这么多年,除了孤独就是贫穷,还有一个奢侈的爱好:写诗歌。诗成了我精神上的诉求,我把它当成了我的爱情,无法言传的爱情,在现实生活中去取得我的虚名和骄傲。

当我融入深圳那个文学圈子的时候,我发觉写诗歌的不只是我们贫穷的人,还有很多有钱人,他们过着一种上流社会的生活。其中,有善良的人因为我们感到鼓舞,却也遭到另外一些伪君子的攻击,伪君子们认为接近我们有损他们的身份。

是的,我走进城市,就多一个身份:打工者,这么多年我揣着它行走。我挣扎在两个身份之间:打工者,诗人。这样的词让我措手不及,又欣然接受,有段时间我甚至对它们顶礼膜拜。

刚开始,我认为我先是一名打工者,然后才是一名诗人,后来我推翻了我的这一看法。面对着那些鄙视而嫉妒的目光,我又坚决地回答:我就是一名打工诗人。我知道这不仅仅是发泄愤怒,也不是在回答什么,更不是为了提问。这种意识很矛盾,混乱地纠缠着我。

打工者的身份一直伴随着我。那个少年就这样开始了他的人生之旅,进到了这家工厂。门关上了,另外一个不为人知的环境向我敞开,我把它当成我的世界。


我那时是工厂的一位编外员工。我的厂牌有如下信息:姓名,程和祥;部门,胶合板;职务,力工;编号,3472。工厂分两班倒,白班和夜班,一天十二小时,日日月月都是这样。

按工厂的老乡所说,我运气好,被分在一个好的车间,而且在单制段,十六号干燥机,德国货,日产量高,其它机台是国产的,所以十六号机台员工的工资往往高出其它机台员工两百元左右。

干燥机是巨大的,从工厂的那头到这头,像一列火车。它噪音很大,发出轰轰轰的声响,拖着严密的钢丝带,把一张一张薄得像布匹的板撕扯到我们面前来。我们必须要用000秒的时间把它抢下来。一只手拉板,另一只手机械式地把板摆放整齐。十五年后,当我看《摩登时代》,为着卓别林的幽默动作,我无法笑出声来。

它的热量很大,从干燥机输送出来的板,像一只一只带着火的蚂蚁,对着我们的面庞扑来,板材落在手心上,是滚烫的。一整天,工衣都没有干过,汗水就像干不了的浆糊,黏贴着,一种惯常的劳动味道很具有生气,好像一切都在生长的样子。

它带来的的灰尘是巨大的,灰尘落下来,在我们脸上,身上,手臂上,脚上,布满整个车间。空气中弥漫着灰尘,呼吸都沾满了灰尘,没有口罩,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挡住木材掉下来的灰,它沉沉潜入我们的口腔,我不知道我们的身体是如何把它化解掉的,那时还没有出现“尘肺”两个字。

从农村长大的孩子,是节俭的。我那时每天规定自己只用四元钱。早餐,一毛的稀饭,两毛的油条或者馒头两个。中餐和晚餐,一个素菜,一个荤菜。素菜大多是白菜,荤菜也只是那么两片猪肉。记得有好多次,饭钱超出了四元,我就只打了米饭,不打菜。

工厂的四周栽满了落叶榕,草地,灌木丛,上晚班的时候,都是重重叠叠的影子,我离开食堂,躲在树的影子下吃饭,生怕其他工友看见笑话。休息的时候,我们就用开水瓶煮饭,在工厂打开水是不要钱的,打满一瓶,把米放进去,半个时辰,米就白花花的了。这样就着咸菜吃了,之后大家散去。

我们那时住在铁皮房,太阳像个火球,把铁皮房烤得要冒烟,没有人愿意呆在宿舍,上夜班的更惨,白天热得无法睡,只好卷着席子睡到荔枝林去了。

一个月下来,发薪水了,我领了七百多,我的手发颤了,看着自己的工资条,再去摸摸口袋里的工钱,心在狂跳。我躲在宿舍里,拉上床帘,一遍一遍数着钱,七张钱,数着数着还是七张,再数一遍,还是七张。我从来没有见到过那么多的钱,更何况是自己挣的钱,它要多过乡干部的几倍,我这样想着。我用自己的钱买了第一件衣服,跑到南头给家里寄了钱,我就在铁架床上给妈妈写信。

“…….妈妈,我很好,这里就像学校,有球场,有图书馆,有医务室,有食堂。”我向家里尽情描绘了工厂生活的另一面。 

◇ ◇ ◇

因为自己凭汗水能挣钱,我那时很快乐。我从来没考虑过编外员工和编内员工有什么区别。除了编内员工的厂牌是蓝色的,职务那一条写着操作工,可以穿着工衣,住进那排白色的集体宿舍外就没有什么了。

有几件事彻底改变了我的看法,并震惊了我。

第一件事,春节放假回家,编内员工来往的车费可以报销,编外的员工就自己掏钱。这下,编外员工除了沮丧就是无奈叹息。

第二件事,是关于我提干的事情。那时,工厂的车间主任王先生成了我的打工偶像,他也是从流水线走上来的,很快要升为公司经理。每次他宽阔的背影从车间走过,我就不由得生出一股敬慕。我会想,打工,就要做他那样的,做到最好。我听工友讲了一件事情:一个女员工,因为给领导写了一封信,很快被提升为管理阶层的干部。

在一个风雨夜,我睡不着,我提笔给我的打工偶像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我谈了我的身世,谈了我热爱文学,谈了我对打工的看法,写道:“加油吧,为了我们同样的打工命运”,并附上几首我的诗歌作品。很快,我就被车间秘书召见了。

秘书是一个女的,说话很委婉,声线好听。她简单地告诉我,主任要把我提拔为基层管理人员。她不知道怎么看到我胸前的厂牌,很惊异地问我:“你是编外员工啊?”因为编外员工的厂牌是白色的,挂在我的面前,惨白一片。

我点点头。我永远无法忘记,她带着火焰的眼神瞬间熄灭,像被雨淋湿了一场。

她说:“你先成为编内员工,再提升为管理人员吧。”

我觉得那一刻我受到了羞辱,我拽下厂牌,我曾经引以为傲的厂牌,它刺痛了我心里某种类似尊严的东西。

我回到机台上,刚刚还在为我庆幸的工友问我:“你送了多少礼啊?”我很诧异。我说我没送礼。他就说不可能,工厂里第一批编内员工提干的时候,也给厂里领导送了礼。


第三件事,最让我难忘。有一次上夜班,我推着一垛板,高高的板,高过我的头,沉重,我用背推着,双手反扣着。没想到,手指压在滑轨的轮轴上了,尖锐的疼痛使我大叫了起来。我抽出手指来,血,落在冰冷的滑轨下,开出了花,冷艳,升华出一股铁锈腥味。

我握着手指,快步向工厂医务室跑去,医生小心地给我清洗,止住了血,打了麻药,给我缝补了伤口。手指上缠着厚厚的布,没有全部止住的血渗透出来,鲜艳又触目惊心。

我重新回到机台的时候,向带班的请假,他刚开始不准,我拿出医生的证明,病历上写着我左手的食指指头缝了五针,他才给我准了假。

我躺在铁皮房里,仰望着屋顶,剧烈的疼痛在身体里苏醒过来。这种痛深入到我的心里,我的身子一下蜷曲起来。这样躺了两天,我去医务室换药。医生要我出示厂牌,他说编外员工要收药费,我付了钱。

我到车间去找班长,班长说,现在考勤上给我打的病假。我说:“我不是工伤吗?怎么是病假呢?”班长说,上面的人不敢报工伤,报工伤车间是要罚款的。

还有一件事,震惊了我。

我们机台有一个编内员工,他跟我是同乡,开县人,偶尔过来跟我说几句话。他是个欢快的小伙子,性格讨人喜欢,我们时不时从他嘴里听到歌声,有时他也吹嘹亮的口哨,高过干燥机的声浪,这时带班的就骂上两句,他笑着,也不顾。总之,看到他就想到“快乐”二字。

他春节探亲回来,据说已结了婚,大家向他讨糖吃。有一天,他突然倒在地上,双手捧着头,大家把他送到医务室,很快,112来把他送往蛇口最高医院,据说是脑子得了病,动了手术,头部凹下去一块。他出院,回到机台来看大家,人是一张皮包着。工友们害怕地回避着他,说这个人废了,脑子神经错乱了。

因为他是编内员工,工厂减免了他的全部医疗费用 ,他很快被工厂送回了老家,据说,工厂赔了几万元给他。

还有一个工人,他是编外员工,在废料厂,整天跟灰尘打交道。有一天,他昏倒在废料场,被送往医院,经过抢救醒来,说是肺上出了问题。现在想来肯定是尘肺。这个近四十的男人,有老娘,有老婆,有孩子。工厂报销了他的医疗费用,因为他是编外员工,没有得到任何补偿。从医院里出来,他也很快被工厂送回了老家。

◇ ◇ ◇

这个时候,我开始想到了生命——这家工厂可能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我常常在午夜醒来,为着一个个生命,黯然神伤。

某天,我醒来,我觉得床铺上的那个自己消失了,只剩下一张席子,席子像大海那么平静。这么多年,我都在回避自己,跟着自己的影子在走,我依然初心永保,其实我已经老于世故了。我试着用文字去虚构一些故事,并不愿把自己的苦难复述出来。我知道,我得到一些批评的词语,他们说灰色,并说矫情。矫情,这个有着攻击性的词语。但我不管了,随着年纪的增加,越来越多地回忆过去,少年,工厂,青春,以及类似流浪的感觉。

我作为一个童工进到这间工厂,十五岁,头发长长,志气昂扬,一副不相信命运的样子。工厂里后来从劳动局招进来很多员工,这批员工上过中专,有一定的法律常识,他们认为十二小时的劳动制严重违反了劳动法,他们投诉工厂,在车间到处找人签字。他们找到我,指着我说:“你是童工,签字,争取我们的利益。”我没有签字,我为自己得来的工位很庆幸,也为每个月的几百元倍感珍惜。

据说告下来了,劳动局来了人,罚了款。工厂的时间制度没改,机器照样旋转,只是再也没有看到叫我签字的中专生们,听说是被炒掉了。后来,工厂就打开大门招工,再也没大量招有文化的工人进来。其实,流水线工人,只要手脚勤快,低头做事,就可以了。

十五年后,我为那时的怯弱和无知下了定义:我们是弱者。


光大木材厂的操作流水线是这样的:旋切——干燥——一次整理——过胶——热压——二次整理——成型——检测——入库。放眼看去,几万平方米的车间到处是黑压压的人头,穿着蓝色的工衣,站在庞大机器旁。时间久了,感觉车间是一条大河,这些闪动的人头,漂浮在河面上,交织着一幅人世苍凉。

工厂生产的需要,带来了我们的幸运——我们被临时招进去。刚开始,工作就是把一张张层板架在一个高大的推车上,推进巨大的干燥车间,经过一段时间,再推出来,把干透的板拿出来。如此重复,再重复,简单又繁重。试工七天后,班组长签了字,我们就被发配到车间。

我被分配在整理段扫垃圾,刚开始,段上的女员工欺生,故意把垃圾扔得满地都是,再加上其他打扫垃圾的员工欺负我年纪小,严重损害了我的自尊,我就跑到整理段的车间找段长,说能不能给我换一种工种。

整理段的段长是个女的,抹着口红,有点美丽。她叫我第二天去找她。我觉得她是一个好领导,后来听说她是我崇拜的打工偶像的情人。我为人性的复杂不快乐了很久。

第二天,我去找段长时,她诚恳地说,你本是干燥段的员工,是借调过来的。现在那边缺人,干燥段工资高,我把你调回去了。我就这样被这个好心的女人调回了干燥段,被分配到十六号干燥机,认识我的人都为我高兴一场。工资一发,我比曾欺负我的几个员工要高出两百多,他们到线上来也为我高兴,这让我看到他们善良和淳朴的一面。

我站在十六号干燥机的下层,把一张张1.5的芯板,通过干燥机和输送带接下来,一层一层码放好,并作好标记,记录产量。

干燥机分为三层,下层离机台很近,相当燥热。如果员工要上厕所或吃饭,副机手就顶替他的位置,员工不能去的时间太久,否则副机手会骂。下层的工作辛苦,工资系数比较低,上层和中层的员工就在我们面前表现出他们的优越性。

班组长会无故训骂下层的员工,特别是机手,机手多半笑着不反抗。后来才知道,下层的产量低。我看不惯,提了出来,没想到我遭到劈头的训骂。我的性格是倔强的,被多次骂过,我就回骂了他。没想到,班长从没见过有人回骂他,就常过来找我挑战。

那时,我已经意识到呆在底层会经历些什么。我提出要去中层和上层拉板,班长却不同意,他觉得我在下层干得好,让他放心,我也是编外员工,适合呆在下层。我工作起来是积极的,从来没有出过差错,吃饭不超过工厂规定的半个钟时间,不在厕所躲着抽烟,不为上厕所故意拖延时间,上班都是提前来做交接工作,把周边的卫生打扫得干干净净。

十五年后,我深深的领会了下层人的悲哀。

班长以我的这种不妥协的态度为由,进行了罚款,一两次我接受了。他好像对我的这种软弱发生了兴趣,觉得这是唯一惩罚我和管制我的方法。当他第三次把罚款单带到我面前的时候,他笑着,那种笑不怀好意。我接过来,一把撕碎了,扔在他只有巴掌大的脸上,并用挑衅的眼光看着他。

我的反抗和愤怒并没得到原谅,而是成了班长用来提告的罪状。他很快反映给工段车间,我被调离了干燥段,去了旋切段。

写到这里,我不得不提出来两个人。干燥段和旋切段是同一个管理体系,有两个生产大组长,一正一副。正大组长是一个胖胖的人,带着一副近视眼镜。副大组长瘦瘦高高,带着一副茶色墨镜,据说他是一只独眼。他听取班长对我的恶告,常常和班长是一个鼻孔出气,把我调离开干燥段。

旋切段的工资比干燥段低,工种又辛苦,我整天都要站在旋切机下,把旋切出来的湿板捡起来,推到干燥段去。有一次,我在推板的过程中被严重砸坏了左手的食指。我在工厂的铁皮房里休息了几天,工厂医生不给我换药,工段不敢报工伤上去,我只能请病假,没有任何补贴,也没有工资,这在上文已经讲过。

我内心无法平静,我的包裹里一直放着一本五四时期的诗集,内心暗藏的诗句萌发了,我写下了《打工咏叹调》、《交给我打,交给我打》、《打工之歌》等。在一个晚上,我趁机摸进工厂,悄悄地把诗贴在工厂的玻璃窗上,员工到这里来喝水的时候就能看到。

伤口刚刚愈合,我就要求来上班,副大组长阻扰我,我第一次骂了他“独眼龙”,骂完心里透彻多了。也许是真的,上帝在给你关一扇门的时候,也给你打开了一扇窗。而那位胖胖的正大组长,十五年后,我把他当成我人生路程上的一盏灯。沧桑的打工岁月中,我会在某个夜里想起他来。

他知道我的事情后,把我调回了干燥段,每次看到我时都是一副亲切的笑容。他的这种亲切像是家人,有着兄长般的温暖。

他是宽厚的。在一次车间征文中,我的作品得了三等奖。他知道后,来到流水线下,送我一本关于工厂的书——《胶合板生产技术》,他找我借文学书刊,我那时读了贾平凹的短篇小说,我就推荐给他看。

有一次,他手里抱着一堆书。我问:“是什么书?”

他说:“大学课程。”

我说:“你还在读书啊?”

他说:“要读的,我在上夜大。”我突然看到他的大学语文书,我就翻了翻,翻到夏衍的《包身工》。我就问:“我们是不是包身工啊?”

他说:“那是不一样的,我们是打工。”

以后,我常常追问他包身工和打工者有什么不一样。十五岁的我,无知又求知,无法去判断打工仔和包身工之间到底有什么不一样。被我奉明为人生路上灯盏的正大组长也没回答出来。

后来,我不断地寻找着这个答案。我一直得到不到这个答案,就把那时那个纯粹的我推倒,变得庸常起来。

◇ ◇ ◇

十五年的打工生活,我东奔西走,接受着一次又一次的失败,面对着现实和人群,我不敢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理想的青年,用另外一种外壳小心翼翼的保护着自己,生怕有人看出来。我内心既有文人的软弱,也有现实又强硬的一面。在养育我的家乡和大工业背景之下,我成了一个矛盾的产物。

在农村,由于家庭贫困,我们家受到左邻右舍的欺凌。我母亲是村里唯一的寡妇,她不趋炎于任何一个村干部,她的这一性格色彩一直附着在我的身体里。

当打工浪潮来临的时候,母亲就勇敢地把二姐送出去。二姐从南方寄回来的钱,让家里的生活开始好转。母亲一直叫我给二姐写信,要她好好打工,在农村是淋雨晒太阳,看天吃饭。当我走出来的时候,我就有了这样的感受:一个从大山里走出的孩子,面对着繁华的都市,每个月领到超过乡村干部好几倍的工资,本身就是社会的进步。这一点,让我对打工世界寄予了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

首先,我是一个文学爱好者,进到这个工厂,除了艰辛的劳动外,我还在看一些进步的书籍。尽管那时我还看不懂一些世界名著,但我被文字吸引了,仿佛在被文字牵着走。


有一个白净细嫩的男孩,太阳也无法将他的皮肤晒黑。他是有蓝色厂牌的员工。我在茶水缸旁认识他,他问我借喝水的水盅,就这样我和他成了好朋友,这种缘分一直维持到现在。他是一个安静的人,对任何事情不发表自己的看法。他喜欢啃咬自己的指甲,说话背对着人,使人无法看透他的心。但他是一个简单的男孩,为人乐观。

我那时读了安子的《青春驿站》,受到了激励,觉得自己是一个人物。我常常问他:“你的理想是什么?”

他的食指指甲仿佛永远啃不完。他说:“有啥理想,就是多找几个钱回去。”

晚霞的大道宽阔无边,夏日黄昏很美丽。我亢奋起来,几乎伸开了双手,像是展开的翅膀,我一边跑,一边喊,我要成为深圳的第一打工诗人。

没想到,我却先他离开这个工厂,离开了深圳。就在十五年后,我和他再在深圳的关外福永相遇,他已经是一个小有积蓄的小老板,在承包一些土建基建工程,而我还是一个为着明天有没有工打犯愁的打工仔。命运的造化比喜剧更精彩,我感受着时代对我的巨大嘲弄。

光大木材公司的内刊到车间来征稿,我试着投了,并写了一封简单的信,希望内刊给我们打工者一片说话的天地。很快我的打工诗歌被登出来了,编辑还附上了我那封信,他还感慨万分地加了一句:“一片小小的说话天地,不大,却是我们打工者的天空。”

稿费到了我们车间,我拿着样刊,有些激动地找到编辑部。编辑部的主编是一个高高大大的男人,看上去像东北人,他很热情地招待了我,并指着我对其他同事说:“就是他。”

他说他出过一本诗集,他也是一个打工者。那时,我才知道,打工者不但有穿着蓝色厂服的我们,还有穿着西装制服的他们。

他说他有了一个初步的内刊设想,给一个版面,叫“打工心声”,专门发一些流水线工人的作品,要我多写一些稿件来。

可是,在第二期的内刊上,我并没有看到这个版面。我去找主编,主编说:“上一期你那一版遭到上面的批评,说这是企业内刊。所以,那个版面不敢用了。”一种沉重的失败感压迫着我,我咬着唇,从光大木材公司的台阶上走下来,又从这个台阶走到另一个台阶。

在上文,我已经说过,我有一本五四时期的诗歌选集,那是我对诗歌最初的阅读,以致后来影响了我在创作最初的审美取向。工余时间,我开始在铁皮房里写下一些反映打工感受的分行文字,但我不知道那就叫打工诗歌。其中,有一首我模仿田间的诗歌文体创作的《致打工者》,我用激昂的调子写道:

“在深圳的大街上 浪潮涌动着的珠江边 我们的兄弟姐妹来了 从山川,湘南,湖北,胶东来 从遥远的山村,美丽的湖泊,辽阔的大草原来 他们来了!他们来了! 他们来了!”

在诗歌的结尾,我给了打工者这样一个美好的命运归宿:

“平凡的打工者 价值是什么? 在深圳,没有身份,没有地位 城市,只是青春的一个站台 列车,将无情地带回 我们——重返土地 来,新世纪的普罗米修斯 盗一把天火,将故乡照亮 这里也将厂房林立 将有美丽的花园 豪华的住宅 广阔的柏油路 平凡的打工者 为它,奋斗吧!奋斗吧! / 奋斗吧

这篇激情昂扬的诗歌,遭到一些非议,有人说我传播主流思想,一定是个政府豢养的打工诗人。  

十五年后,我常常想起东莞一位著名打工女诗人的《黄麻岭》,脑子里总盘旋着最后一句:只剩下苍老,回家。悲从声来,不能自已。就在前不久,我和深圳的新生代打工作家们谈到打工文学的担当和重任时,他们说是“人性的温暖”,我则希望打工文学给打工群体找到一条出路。

我想说的是,我仍然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写过一篇小说,主人公在城市巧取豪夺,回到乡村建设自己家乡。是的,前不久,我遇到一个回乡办企业的老乡,他给我带来了一本关于回乡青年招商的优惠政策,正是我们的希望之路!

也是我们的终极命运。

◇ ◇ ◇

我要说再见了。我站在残破的工厂门头,夕阳红得发烫,它像一块红黑色的铁被烧得沉重。我长长地叹一口气,就在大门迟缓着关过来的时候。我看到了那个十五岁的少年,背着牛仔包走出工厂,听见了大门为他关闭的瞬间——为他永远关闭的瞬间——所发出沉闷的金属声。

在长达半个月的夜班中,每个工人的眼神像从死神那里抢回来一样,充满了血丝。终于有一天,我无力再去支撑我的肉体和灵魂。我在工厂的车间缠着生产大组长给我签辞工书,他问我:

“辞工干吗呢? 

我说:“我回家啊!”

他说:“你这么小,回家干吗啊?”

我说:“回家耕田去。”

他跑到茶水缸旁去打水,我也跟了过去,缠着他给我签辞工书。因为那时辞职需要提前一个月写申请,加上工厂人员流动性太大,辞工很难批下来。他走到车间办公室给我签了字,拿出一本书,抬头对我说:“借你的这一本书,我还没有看完呢?”

我说:“送给你做个纪念。”

他说:“你给我签个名。”我拿过来飞快地写下:光大木材是人才之地,还是木材之地。十五年后,我对自己的这一个没有经过思考的签名不得其解。我拿到签过的辞工书,快速跑到仓库去办理工具交接手续。我央求仓管,让她告诉我王先生的住址,我说:“我很崇拜他,我辞工了,想去见见他。”

女仓管告诉了我,我晚上敲开了打工偶像的门,他房间里围着很多讨好他的人。王先生告诉了我一句话:有的人打工是为了钱,有的人打工是为了一个好的前程。

◇ ◇ ◇

我和记者走到工厂旁的一条铁路,他挥着手与我告别了。黄昏下的铁路,两条铁轨是孤独的前行者,十五年前那个少年的身影跟随着这两条铁轨去了远方,他沉重的背包,就像他身后的夕阳。

我慢慢沿着铁路往前走,到了海边,黄昏下的海岸是悲壮的。我走到了海水中,海潮漫过来,海潮漫过来。我,连同我背后的工厂一起消失,从此不再在地球上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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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工人文学征文大赛”获奖作品。欢迎转载,但请保留本段文字:转载自中国女工权益与生活资讯平台——尖椒部落(jianjiaobuluo.com)。并保留以下作者信息:

作者:程鹏
装修工,在全国文学期刊发表作品,24届青春诗会,获深圳青年文学奖,获首届孙犁散文奖等若干文学奖项,已出版散文集《在大地上居无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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