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农村:性别平等观念仍在倒退 ?

徐佳 · 2015-02-06 15:04 · 凤凰周刊
摘要:种种因素共同作用下,使得“男孩偏好”的观念依旧在大陆农村根深蒂固,这不仅造成了农村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调,还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原标题:妇女平权助推大陆农村变革

陆农村妇女平权实践的意义不仅在于性别平等,女性村民参与村规民约的制定过程,更是为破解农村改革的诸多难题提供了切入口。

“这不仅是一个农村妇女平权的故事”。


香港乐施会中国项目部社会性别与公民社会发展项目经理钟丽珊总结河南省登封市周山村经验时写道。

种种因素共同作用下,使得“男孩偏好”的观念依旧在大陆农村根深蒂固,这不仅造成了农村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调,还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农村青壮劳动力外出务工,让5000万农村留守妇女成为大陆农村的主要劳动力,既要忙于种地养牲口的生产工作来维持生计,又要料理家里老少的家务劳动。在贫困的农村里,妇女们的生活是繁忙、劳碌,却枯燥。


政府为改变农村和农民的困境,在2006年推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策方针。针对妇女成为农村的主要生产和劳动力,有评论认为“妇女素质低是新农村建设的一大挑战”。


这样的说法,固然贬抑了妇女在农村发展的角色与贡献,不过,农村妇女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接受技术培训机会、获得信贷的可能性、土地和财产拥有权等情况确实比男性低。农村妇女的合法权益尚未得到完全的保障。


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层面,农村妇女都处于弱势:资源和机会欠缺,权利缺失,既没有声音,更没有权力,造成贫困女性化和女性贫困化,女性更容易坠入贫困的漩涡。农村妇女的“素质差”并非天生的,更不是妇女自身的问题,而是不平等的政策和制度使然。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各地农村妇女或是由民间组织帮助,或是在政府的推动下,开展了平权运动。经过十余年的实践,农村妇女的合法权益得到了改善。而且农村妇女参与修改村规民约的过程,不但撼动了农村“重男轻女”的观念,缩小了农村出生人口性别比,还通过村规民约固定了妇女平权改革的成果,更是唤醒了男女村民的民主和法治意识,为大陆基层治理民主化和法治化等改革提供了切入口。


不过,大陆妇女权益的现状也并非完全乐观。有学者调研后认为,在几千年父权文化的影响下,中国整体的性别平等认知水平是在倒退,甚至不如80年代。妇女平权改革依旧有着诸多的不确定性。


村规比国法更管用


提及农村妇女在中国的现状,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秘书长鲍静指出,对于农村女性来说,目前正处于一个特殊时期。


“土地权益问题是目前争取农村妇女权益的主要问题”,鲍静说,“现在还有很多人愿意回村当农民,主要是因为土地,土地可以成为他的一部分收入。土地承包制度推行以后,按户分配土地,户主都是男性,女性一旦出嫁或者离婚,就面临失去土地的问题。更有甚者,丈夫一旦过世,妇女的土地也都会被家族占有。”


在涉及土地分配问题时,争议更加突出。李慧英在调查中发现,有些村庄在进行修改村规民约之前,村干部在当地的说服工作甚至要做上8-9个月。


2002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妇女离婚或者丧偶,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


但事实上,李慧英通过近几年调查发现,在推动“修订性别平等的村规民约”前,过去的村规民约大部分都排斥妇女留在村内。中国土地政策主张的“承包期内‘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原则,在村庄是被有条件使用的。


一户人家如果有儿子,其女儿想要留在村内,是“门也没有”的事情。这样人家的女儿一旦结婚,女孩会在半年或者一年被取消村民资格,土地被拿走。“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原则完全失效。如果女方想要留下来,就会面临没有房子、没有宅基地、没有承包地的情况。


另一方面,在“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面前,外地嫁来的媳妇同样无法获得土地。妇女一旦出嫁就面临两头失地的情况,更不要提离婚妇女。对于村民来说,“养女防老”变成不可能的事情,女儿必须要“嫁出去”;而生儿子才能在经济和养老上得到保证。


“国家法律有所规定,但就是落实不下来啊,村里就是不给,这就是民间法在起作用”,李慧英指出,“在这方面,国家法与民间法,在农村是长期起冲突的。而如果村规民约改变了,让男女都可以选择居住地,改变农村习惯,国家法和民间法就统一起来了。”


全国各地很多村干部都向该课题组反映,修订村规民约让其“找到化解农村矛盾的解决方式,可以直接用制度治理村庄”。因为,村规民约的成功修订首先需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产生村规民约的程序合法,使其具有法律效应;第二,被民众认可。


“村民自治推了这么多年,但真正落实却是在修订村规民约这一过程中,尽管每一步争论都特别激烈”,李慧英说。


在周山村村规民约的推广过程中,有些地区还进行了因地制宜的修改。李慧英在众多试点村考察时发现,很多村庄并非完全复制周山村的文本,其村规民约进行了很多因地制宜的修改。


比如:江西省靖安县对于修订村规民约的推广是由当地政府计生办主导的。靖安县计生办的项目负责人学习过法律,经过8次修订,完成了一份非常细致的村规民约范本。


这份村规民约不仅仅包括对性别平等方面的规定,还包含很多针对目前现状的考虑。其中包含了对退休回村人员、赴城打工失业人员、服刑人员、失踪人员、已经不在村中生活的大学生等村民待遇的分配情况。各村修改村规民约,只需要比照这个范本,结合自己村中的情况进行添改即可。


“村规民约中,除了妇女问题,还有很多其他问题”,李慧英表示,现在的村庄是流动的:土地不流动,但是人是流动的,因此也带来很多流动方面的问题,而修订村规民约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性别平等还需政府推动


村民参与村规民约的制定,在更高层面“可以把依法治国、依法治村与民主参与有机统一起来”,李慧英认为,“这就是国家法纳入民间法,依法治国与村民自治的有机结合。当然,还需要政府的持续推动,别想一蹴而就,一次做完就一劳永逸,这是不可能的。”


在2008年正式开启“性别平等政策倡导课题组”之前,李慧英曾经赴国家计生委为治理性别比失衡在2003年-2005年推广“关爱女孩行动”的试点考察,结果发现,那里在当年的一股“风”刮过之后,“一切都成为历史”。


因此,李慧英认为,推动性别平等,必须经历长时间、持续的努力;并且,最重要的是对执行者,包括地方政府相关部门的负责人、村干部的思想观念培训。周山村的成功依赖于专家团队、社会组织的长期关注,但如果在全国推广,则更需要地方的自主积极性。


在2010年,还产生了“黑龙江经验”:相比周山村依赖于社会团体辅助自下而上改革,黑龙江的改变来自妇联与当地政府的合作。


黑龙江妇联在接受培训过程中了解到了周山村、漯河市、安徽肥西的相关试点情况,将培训内容带回到黑龙江。2011年,黑龙江开始在县级推广试点,完全按照周山村修订村规民约,半年之后即在全省范围内推广。


这是一次黑龙江妇联部门和民政部门共同合作的行动,从修改村规民约的程序、内容,到妇女参与量等都细致要求,严格规定“务必征求妇女意见,妇女代表不能低于35%”。


与依靠专家团队参与推动的模式不同,黑龙江更多体现在当地妇联的主动性:当时,黑龙江省妇联分管此事的领导,连跑13个地级市、1个试点县,与当地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交流、培训。使得修订村规民约的工作在黑龙江全省得以迅速开展。


这种以当地妇联为主导的推动模式也很快被全国妇联发现。2012年8月,全国妇联邀请农业部以及民政部,召开“全国维护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工作交流会”,专门提及要通过修订村规民约解决农村妇女土地问题。


“在推动修订性别平等的村规民约时,需要几种力量,不能完全交给政府,也需要专家的参与”,李慧英说,可以形成这样的模式:专家可以将成功试点经验对当地政府进行培训,然后层层培训向下推广。最后专家考察推行情况,对其进行点评反馈。


按照李慧英的想法,在中国各级政府连续不断的帮助支持下,各村修改村规民约,推动性别平等需要10年时间;成效稳定需要20年时间。


性别平等观念倒退


但对于李慧英的想法来说,目前的现实并非如此理想。


李慧英试图倡导在全国各级党校推广性别平等相关培训课程,但实际上这一课程能够进入这些党校都比较困难。“现在开设新课需要经过教育部门的许可,开设的课程也往往按照时下中央的大政方针去走,性别平等始终是冷门课程,与主流话语偏离”,李慧英说。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教授刘兵也提到,党校拒绝纳入性别平等的课程“十分好理解”:最核心的是,没有把性别平等当“一回事”。


而对于在普通高校推广性别平等教育这个问题上,中国大学生在性别平等认知上的缺失同样堪虞。陕西省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副会长王延萍在陕西部分高校推广“社会性别与性教育”课程,首先需要面对的是学生对于“性教育”三个字的恐惧。


王延萍亲耳听到有学生就是因为这三个字而不选择这一门课。即使上课的学生也对什么是“性别平等”,什么是“LGBT”(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与跨性别者的英文首字母缩略字)一无所知。班上大部分男生都从家庭中传承而来男权思想,并认为“十分正常”。


李慧英提出:“总体而言,中国整体的性别平等认知水平是在倒退,甚至不如80年代。”


“村规民约越来越严重地排斥妇女,这比80年代的情况要严重得多”,李慧英指出,现在的教育,女孩子上学的多了,但是越来越多高校对女生有分数限制;毕业后,很多工作单位不要女生,以男生优先。


“因为政府在这方面没有明确的态度,因此即使出现了大量排斥女性的现象,也没有人管”,李慧英说。


在被问及中国“男孩偏好”观念重灾区是哪里时,李慧英笑说,只能回答哪里是“不严重的”,在汉民族父权文化的影响下,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是重灾区。相反,一些少数民族或是四川巴蜀文化、江苏苏南一代,相较而言反而没有严重的“男孩偏好”观念。


尽管如此,李慧英提到,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已经开始有所改变。近年来,中国已经有很多省份开始成立性别评估机制。也就是在制定公共政策的时候,评估机制会以性别平等的角度来评估政策是否有性别意识,能不能将性别内容纳入政策中。李慧英本人就是北京市政策法规性别平等评估委员会的一员。


“推动性别平等,需要包括政府、专家、社会团体、大众,几个力量一起推动”,李慧英说,“但中国目前还是慢了一点”。


由于意识上推广得不够普及,事实上,在中国推广性别平等项目仍然面临着一旦领导换人就要重新开始的困境。


一位长期在中国进行妇女平权工作的人士表示,目前原国家计生委改制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部门之间合并造成人员的变动很大。原来支持自己项目的领导几乎全部重新更换,新领导的工作重心以及支持力度也随之转移。因此,需要再花时间重新与领导对接,阐释性别平等项目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在众多村庄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在很多推广新村规民约的村庄中,也面临着一旦更换村领导班子,过往村规民约即失效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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