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勇而伟大——清明缅怀中国女权先烈

张红萍 · 2018-04-06 10:30 · 新浪博客
摘要:为了一个更人性、人道、公正的社会,为了让女性生活在一个没有恐惧与伤害的社会,为了一个更光明而理想的社会。

如果说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社会进步的尺度,那么是否迫害妇女先进就是衡量统治者反动与否的标准。

“这个世界变化快”这句话是从历史的长河而言,而一个恶政对当下的百姓来说就是慢慢长夜。世界变化快,这句话对当今的西方来说基本正确,而对我们则要慢慢分说。

妇运与民运从来就是一个母胎,这是一个普遍的情况。中国妇女进步的萌芽每次冒头都伴有曲折的命运,今天妇女有今日的解放程度又都是近一百年妇女先进推手们与男性先进们共同推出的结果


晚清女权思想家何殷震(右二),创立社团“女子复权会”,办报《天义》

在中国近两千年的历史上(之前稍好,虽然也好不到那里),妇女被剥夺了一切权利,这还不算什么,到了明清之际,每到战争或动乱、外族入侵来临之际,家庭中的男人们先为妇女买好刀,告诉她们:如果你们受辱了,就自己结果了自己。因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

明清剥夺女子读书的权利,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女人要是不缠足则没人要。这一切到了戊戌变法的时候,总算到头了,因为康梁及清末的一些先进分子认为应该解放妇女了,原因是世界各地的妇女虽然还未实现男女平权,但已基本解放。

所以戊戌变法前一年的1897年,康有为责成梁启超在上海做解放妇女的事情,办女学堂、女学会、女学报,本想此后妇女解放的运动就轰轰烈烈地搞起来,康同徽信心满满。

结果呢?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镇压了这次变法,随着康梁的逃走与戊戌六君子的死难,妇女解放的萌芽被掐死了。

1902年,马君武将女权主义思想介绍到中国,一时间金天翮的《女界钟》、邹容的《革命军》等都积极宣传女权、男女平等,年轻的陈撷芬在父亲的支持下办起了《女学报》,准备好好宣传女权思想,兴起轰轰烈烈的女权运动。

结果父亲的《苏报》因鼓吹革命被清廷关闭,《女学报》也停办,又一次的妇女解放萌芽被折断了。陈撷芬逃难到日本。


秋瑾

女权史上最坚决、最激烈、最勇敢的女权先锋是秋瑾女士。秋瑾舍弃一切(儿女也不顾)投身推翻清廷与解放妇女的革命,以一女子之身,举起推翻清廷的大旗。

她女扮男装,在江浙一代运动革命人才,在绍兴大通师范学堂训练起义学员,在上海主办《中国女报》。她认为女子不得见光明、男女不平等是因为可恶的清政府,只要推翻清政府,光明的社会将到来,男女平等的理想将实现,一切问题将解决。

她的想法对吗?对,也不全对。

怎样对待妇女,是否改善妇女的现状,这确实是政府政策决策,比如说清朝将妇女束缚在家庭的位置,奖励贞节,不让女子受教育,这就是政策,但同时这更是儒家文化传统。

妇女争取平等权利既要和执政者争(争取政策改变),还要批判社会中的传统观念(启蒙民众),所以女性任何时候都做着这两项工作。

秋瑾以为光明的未来就要在她手上实现了,结果徐锡鳞的起义失败,导致她起义的消息被提前暴露而被捕,被杀害,男女平权社会的希望再一次破灭。

秋瑾被杀,悲愤的唐群英启程从日本回到中国,要继续秋瑾的事业,将妇女带入光明的世界。将中国从传统带到现代的“辛亥革命”,妇女被动员起来,在唐群英等的领导下,各种妇女北伐队、敢死队、救护队、募捐团参与革命,革命后妇女争取参政权,闹的轰轰烈烈。

本想这一次妇女就解放了,要从法律上实现男女平等,光明的世界就要来了,唐群英、林宗素、陈撷芬、沈佩贞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结果男性革命者在革命结束后,也结束了她们的使命,剥夺了她们平等的权利。(民国政府临时参议院在1912年起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时,约法草案中没有“男女平权”的条文。)

随着革命成果被袁世凯盗窃,袁世凯下令抓捕他讨厌的这批女权分子,悬赏一万银元抓捕唐群英。唐群英辗转逃难,一次抱有很大希望的妇女运动又被毁灭了。


唐群英

女性争取一个更人道的世界,争取一个女性能自由、舒畅地生活的社会竟是如此之难。今日到处都是短发的女子,可是要知道在一百年前,为了剪发是要掉头的,你能想象到吗?

“五四”之前,女子为了便于生活想剪去头发,保守的旧势力看不惯,于是有了四川女子秦德君、钟复光、喻孝权等,因为剪发,不得不逃离四川,逃到上海和北京,因为四川军阀刘存厚容不下她们;于是有了女子要考女高师,因为剪发被拒绝,鲁迅多次说情也没用的怪现象;因此有了孙传芳对剪发女学生的屠杀;有了国民党叛变后专捉剪发女子杀害。

剪发本是小事,可保守的执政者就是害怕,他们认为激进者、先进者就可能是革命者,他们害怕一切革他们命的人,错将推动社会进步的女性先进当作反对他们的人迫害

妇女的任何一点改变都可惊动没有自信的统治者,他们要将一切变化扼杀在摇篮之中。

女子关心政治、改造社会,就会有风险。1926年,北洋政府枪杀了刘和珍、杨德群和魏士毅,就是因为她们关心政治,参与社会。这些女性,在国事面前已不是苟活的女性,用鲁迅的话说:“(刘和珍)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记念刘和珍君》)。

而杨德群,周作人说:她是一个爱国的、关心政治的、有志献身社会改造事业的青年(《陈源口中的杨德群女士》)。

这些具有改造社会大志的女性,在1926年3月18日这一天——鲁迅说这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因日本借口中国违反《辛丑条约》,纠集英、美、法、意、荷、比、西等八国,要求中国停止津沽间的军事行动和撤除防务,北京各界群众两万多人在天安门前举行反对八国通牒示威大会。

当时女师大的女生也参与游行示威,当游行队伍到达狮子胡同执政府门前,执政府卫队先是以大刀、木棍凶殴请愿学生,接着开枪射击,打死47人,伤200多人。刘和珍等就死在这次请愿中,当时刘和珍才22岁。鲁迅说这些女子是“沉勇”而“伟大”的女性。


刘和珍

过去,人家说北大是培养坐牢资格的地方。说到妇女解放,说起妇女解放的领袖,北大也是有可说之处的。

北大校园有一座碑,纪念在“三·一八”惨案中被杀的魏士毅。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女党员即是北大女学生缪伯英,为寻求一个理想社会和妇女解放鞠躬尽瘁。

与李大钊一起英勇就义的一个女子就是北大女生张挹兰,主编《妇女之友》,主办“缦云女校”,组织“妇女之友社”,热心于妇女事业,坚信理想社会的到来,但1927年4月被张作霖杀害,就义时昂首挺身,面无惧色。

还有北大的湖南女子李芬,共产党人,1928年月25日,被国民党杀害。

为妇女解放,为理想社会牺牲的还有向警予、郭隆真等英烈。

光明与黑暗不能相容,陈衡哲在四川大学教书时,著文批评当地的女学生不以当姨太太为耻,反而以当姨太太为荣,不被四川权势者所容,被赶出四川。

权势者总是维持有利它存在的秩序,为了秩序的维持,一切足以引起破坏秩序的要素都被遏制。权势者的最终目的是保护他们手中的权力,他们对待社会事物一贯采取保守的态度,任何激进和进步的行动都可能对他们的权势形成威胁,所以他们对于社会上出现的促进社会进步的现象,总是利用各种手段扼杀之。

为何从落后改变为先进就会被统治者所不容?因为统治者的统治是建立在落后的文化基础上的。因此那些要改变社会的先进人物,总是被统治者所嫉恨,因为她们的改变可能将死水一滩的社会动摇。

因此统治者希望的是一切不变,一切由它掌控,任何它不能掌控的力量,不管多么微弱,都会让它感到极具危险,因此要扼杀在摇篮里。


张挹兰

今天是清明节,一早醒来,我就想起秋瑾、向警予、刘清杨、林昭、张志新,这些曾经被当局者杀害的女性英烈,还有为实现男女平等社会进步而被迫害的女子们。

我想问她们:牺牲生命或准备牺牲生命是为什么?

答案是为了一个对女性及民众更公正、理想的社会,为了让女子在社会上能被公正对待,能自由、舒畅地生活与发展她们的才华。

民国前后及民国时的这些女子,有一个共同特点:她们大多出身富有但个人婚姻不幸福,她们将不幸福的原因归结为没有一个理想的社会,归结为当政者的腐败,所以要革命,要改变社会,结果与当政者发生冲突,被当政者杀害或迫害。林昭、张志新则是为了揭破谎言。

其实如果她们愿意苟活,如果她们愿意低头——向传统思想、向黑暗社会、向专制统治、向家庭男人,她们完全可以活得很好。而且一些人本来活的并不差,她们完全可以掌握她们的生活,在社会允许的范围内,求学、就业、发财治家,她们可以过得很滋润。

结果她们却选择了改造社会这一人生道路,以致使自己变得赤贫,随时还有危险和失去生命的可能。


近两年,也有女权公益人士遭迫害、抹黑和被迫噤声。

如果有人问她们:你们有高学历,有才能,为什么要做女权公益?如果你们不做女权公益,不至于落到如此赤贫的地步,也可能过上富有的生活,你们到底为什么?

答案一定是——为了一个更人性、人道、公正的社会,为了让女性生活在一个没有恐惧与伤害的社会,为了一个更光明而理想的社会。

缅怀女权先辈是为了激励社会后进,相信一个平等、自由、公正社会的来到!

转载自新浪博客,内容有部分删改。原标题:《清明忆历史上被执政者迫害的女性——缅怀女权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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