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政府与社会切实承担留守儿童成长责任的倡议书

马森 · 2015-06-16 11:31 · 破土工作室
摘要:贵州毕节四个留守儿童以喝农药的方式,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痛定思痛,留守儿童怎么办?从事农民工、农村社会学、教育与社会分层以及贫困与社会救助等不同领域的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研究的专家学者谈了自己的看法。从专业意见的角度,我们做出以下倡议,希望政府和社会,而不单纯是家庭,来承担留守儿童成长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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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澎湃新闻报道,2015年6月9日晚,贵州毕节4名留守儿童在家集体服农药自杀身亡。最大的哥哥13岁,最小的妹妹仅5岁。他们的父亲长年在外打工,母亲则被人拐跑。爷爷奶奶已过世,外公外婆年纪大了无法照顾孩子,只剩4个孩子在家中。时隔一天,孩子的父母终于联系上了,外出打工的夫妻俩只给孩子们留下了一栋空置的3层小楼,3麻袋玉米,一些腊肉。还有一个猪圈,里面养着2头猪。再加上一部手机和一张银行卡,这就是父母和孩子的所有联系。

据《中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样本数据推算,全国农村留守儿童6102.55万,占农村儿童37.7%,占全国儿童21.88%。这6000多万的孩子如何成长?有研究表明,其中三分之一的留守儿童是由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来带,还有10.7%的与其他人居住。值得注意的是,有多达205.7万的儿童单独居住在农村。家庭这个最小单元,承担了整个社会的未成年人成长负担。

留守儿童是不均衡的发展制造出来的问题。在以东部城市为代表的沿海发达地区,资本大量集中,社会资源丰富,也吸引了农村的自由劳动力舍弃孩子进城打工。这样一来,不平衡的区域发展把生产资源和人全部集中于劳务输入地,而再生产的负担都留在了劳务工输出地。在这样的农民工生产体制之下,对于没钱又没人陪的留守儿童,他们的成长就成了社会问题。然而,社会发展产生出问题,最后让一个个家庭来承担,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孩子是国家、全社会发展的未来,而留守儿童,又是经济社会不均衡发展带来的问题。这个时候把抚养和教育孩子的责任推回给家庭,推回给年迈的祖父母,本身是社会没有承担责任。4个孩子集体自杀的惨剧就这样发生了。

改变留守儿童的生活现状,最根本上当然是要改变不合理的发展现状,改变农民工生产体制。但具体到儿童成长的现状,我们呼吁国家、地方政府和社会切实承担起留守儿童抚养和教育的责任。

因此我们倡议:

一、 加大力度建立并扶持一系列基层的儿童社会托管机构。

托管机构以村为单位,同时又在村委会这一带着浓重官僚气息的村民自治组织之外,可以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聘请一批当地居民。定期对村里每家每户的状况进行排查,不断地和留守儿童接触、聊天。甚至对于一些家庭实在困难以及像这次案例一样父母、祖父母都无法监护和养育孩子的,托管机构有义务把孩子的抚养和监护权收到自己名下,由其对孩子进行养育。

二、推进农村基层教育的进一步开展。

目前,在“撤点并校”的风潮之下,大量村小关闭,孩子只能到离家较远的乡镇一级小学上学读书,再加之校车安全事故的不断发生,使得我们不得不反思。“撤点并校”虽然集中了教育资源,却给偏远地区孩子受教育抬高了门坎。我们建议,不应早早放弃村小,而是应加快培育能吃苦、爱教育的年轻乡村教师,巩固农村基层教育,给每一个孩子以受教育的机会。

三、 推进二三线城市建设,增加就业机会,鼓励农民工就近务工。

在未来的几年内,要把发展的中心逐步向二三线城市、小城市转移,从中央层面加大力度扶持偏远地区的发展,增加就业机会,让许多到沿海大城市打工的务工者能够实现在离孩子不远的地方务工,保证他们与孩子的陪伴时间。

四、 切实增加农民工收入、保障农民工工资不被拖欠。

很多情况下,留守儿童或流动儿童艰难贫困的生活,是他们外出打工的父母没有拿到工资,或是只能拿到低廉的工资造成的。在社会没有办法完全承担留守儿童的成长,他们的许多生活来源还要依靠于父母的时候,切实保障农民工工资不被拖欠、有所提升,是留守儿童健康成长的重要保证。

事件被爆出的第二天,李克强总理就做出了“不要让悲剧重演”的重要批示,有些人很快将其归咎为儿童个体心理问题、家庭破碎问题,但这就是全部吗?许多相关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们的倡议也借鉴了他们的意见。

长期从事农民工及农村社会学研究的北京大学教授卢晖临指出,这本身是结构性的问题,根本的问题还是破除农民工的生产体制。进城务工,不仅提供生活工资,还要对劳动力再生产提供条件。现在社会对于孤寡老人、五保户都有一定的照顾,留守儿童的问题却没有得到比较好的解决,在制度上是可以参照的。

如何参照呢?孩子与孤寡老人不同,一方面要解决基本生活问题,另一方面还要解决教育问题。北京大学社会工作的青年教师高翔同样来自于贵州,家乡留守儿童的成长让她深深关注。她认为,如今国家和全社会对儿童权利的认识还处于模糊和忽略的状态,这才使得一些对他们的权利保护流于形式。困境儿童救助,在保障救助相关经费之外,更重要的是系统提供相关儿童服务,包括留守儿童筛查、津贴发放等,可以培养更多的儿童福利主任,推进对留守儿童的切实关注。

清华大学的从事与社会分层与流动、教育社会学研究的刘精明教授提出,孩子的成长和教育本来就不应是家庭的责任,而是社会共同承担的,应该建立一套社会共担机制,以村集体、学校为主要依托,让孩子们从小能够在集体的氛围中成长,同时,这种集体场地是由政府出力,而不是家庭出资提供的,才能更多地缓解留守儿童所出现的问题。

“留守儿童是资本发展的产物,同时由此实现了阶级的再生产。”香港理工大学教授潘毅表示。她认为,要缓解这一问题,必须从最基层的教育和生活开始,重建村小,以一系列底层教育重塑底层发展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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