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体验生活进厂打工,却一无所获地逃离

杜修琪 · 2015-11-14 00:00 · 破土网
摘要:“我”像大部分在城市长大的90后一样,按部就班地升学,为了更加了解这个社会,了解不同环境下同龄人的生活状态,“我”远赴福州,进工厂打工。

七月的中午,晋江的太阳接近直射,很少有人在街上走动。中诚雨伞的车间也不留人,狭长的厂房闷热又阴暗,其他人都在食堂吃饭,我趁机站到门口的电子秤上测量自己。

“80kg”——电子称显示。这比一个月前离开学校时轻了20斤。我很惊喜,虽然这并不是我从读书的成都来到福建的目的。厂房里散落着黑色的伞布,不规则的铝合金伞骨,我踩过它们,走下水泥板搭成的、没有扶手的楼梯,去食堂吃三块钱一份的青椒炒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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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暑假之前,我和福建没有任何关联,也从未当过工人。我像多数的城市里长大的90后一样,小学初中高中读下来,没有做过真正的体力活。然而进入大学后,我会感到焦虑,而且自责:是不是这种生活太过安稳,脱离了现实社会?我的同龄人中,有人辍学,有人打工,有人在老家结婚,而我只是不痛不痒地消磨时光,在社团和课堂里往返。

因此,我常常想做些更实际的事情。大学的第一年,我花了不少时间做志愿者,穷游,为自己的杂志做采访,会经常与街上的乞丐、小贩聊天,但都是蜻蜓点水,除了 “你家在哪儿呀”、“今儿生意怎么样呀”,很少有其他话题,还吓跑过一个卖鞋垫的女人。即使到沐川的深山里做尘肺病调研,也只是按照表格记录信息。

我隐约明白,应该有一次浸入式的经历,最好是观察和我生活方式不同的同龄人。于是,我想到去工厂打工。

暑假前,我找到了家在福建的室友阿肖,他们家经营着一些企业,而他总喜欢讲些福建的商业故事——陈棣镇的鞋匠怎样一步步成为上市公司,包办了中央五套的广 告;英林镇用了十年,成为夹克重镇,连中学的教学楼都用劲霸命名……

此外,他也常说起家乡的风俗,晋江本地人很少自由恋爱,多数都由父母找媒人安排,一份门当户对的嫁妆,就是新家庭的天使投资;婚礼要大摆一个月宴席,东南亚、美国的亲戚也会参加;婚宴不能怠慢了村里的任何人,门口开摩的的阿叔,十年前就买 了恒安的股票,身价千万,村里的老人也不能得罪,他们有老人协会,实际控制着海外的人脉,还有几家上市公司……这些讲述都令我这个东北人着迷。

而且我从来没在海边生活过。他给我看横跨安海和水头海湾的安平石桥,视频中,千百块石板垒出一条劈开海浪的线条,我眼前一晕,就知道暑假的目的地已经确定了。

7月初,我坐了两天火车到福州,一片混乱之后,我搭上一辆去晋江的客车。客车的电视一直在放野鸡二人转剧团的录像,荤段子只是刺耳,并不好笑。我紧紧地抱着我的书包,不知道要去哪里,要去多久,要做什么。我又感到疲惫了,像每一次出发后的第二天一样。耳边缠绕着造作的东北口音,我挂掉了四个父亲的电话,不知 道一开口,自己会说些什么。

晋江是泉州下的县级市,它有着诸多称号:“中国鞋都”,“中国伞都”,“中国拉链之都”,“中国夹克之都”,“中国内衣名城”,几乎每个镇都能分到一个。阿肖的家在安海镇,它有着中国最大的卫生巾生产基地,钢材、陶瓷、五金、玩具也很发达。

这里到处是自建的四五层楼,很多就在家中办起工厂。镇上随处可见摊贩,楼之间缝隙很小,都尽可能利用门前的道路,因此道路狭窄,每次拐弯,都要提前按着喇叭。

我准备在这里打工一个月,并打着如意算盘——在朋友家的工厂实践,能利用关系,从管理者到工人都谈笑风生,每晚下班,我就漫步到安平桥,漫步到沙滩上,海风习习,安静地整理一天观察后的思绪。

然而第一天,他就抱歉地告诉我:最近厂子不缺人,短工太不方便,要不咱们试试别家?

第 二天,我们在安海的开发区转了一上午,很遗憾,无论服装、玩具、LED灯、运动鞋厂都不缺短工。按照阿肖哥哥的建议,我们下午换到了隔壁东石镇——更加劳动密集化,也就是更缺人的“中国伞都”。它每年生产中国五分之一的雨伞,出口雨伞占了全国总额四分之一,工人流动性强,总会有缺口。

我们坐摩的进入东石,路边的牌匾全和伞有关。

我 们停下来碰运气。萧下村随处都能看到广告,最多的是招聘染工,车床工,熟练工,看起来短期工或者没经验的人不太吃香。试到村子中部时,终于,在一条岔路上找到了一家雨具厂。它的牌匾灰旧不堪,写着“中诚雨具”,院子有三栋楼:宿舍楼破旧,办公楼稍新,生产的楼狭长。三栋楼围成的凹型,正好够集装箱卡车停进来,压得门前的道路凹凸不平。我望了一眼宿舍,走廊没有窗户,横穿起一条晾衣杆,男士内裤和胸罩紧挨着飘扬。

车间主管下楼领人,是个矮个子的重庆男人,我捏着钱包里的身份证,他摆摆手。

“不用登记吗?”我很诧异。

他 嗯了一声,走向车间,示意我跟着他。他带我到一台靠近窗户的桌子前,指了指缝纫机一样的机器,就是我的岗位了。我扫了一眼周围,摆着六台一样的机器,旁边 是一位黄色莫西干发型的年轻人,再旁边,是四十岁左右、头发丝飞散的女人。每个人穿着都不同,没有胸牌,没有打卡机,踏板起伏,我闻到淡淡的塑料焦糊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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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间里堆放着各种材料  (Jeff Gates/供图)

“我们这里没有底薪,计件付工资”,车间主管拾起两张伞面,“你先试试做伞面,一打伞面一块九,干得好,一天能有100多块”。

顶上的吊顶晃晃地照射,我看清桌子上摆着长三角形的黑色布,大约就是伞面原材料。

“你看他”,他指了指莫西干,莫西干抬头笑笑。“我们包住不包吃,晚上我带你去找宿舍。你和小张学一学,有事随时找我。”

我全程机械地点头。莫西干倒很和蔼,腼腆地讲解着动作,我竟完全看不下去。阿肖已经走了,我失去了和熟悉世界的最后一点关联,真正浸入迥异的氛围中,我才发现,我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生猛。

中诚雨具在萧下村中部,夹在门面气派的大公司和门面房中间,并不显眼。萧下村是东石伞都最重要的村子之一,大小企业120余家,除了制伞,就是五金、印花、 电镀等雨伞配套行业,聚集了约15000人,一半来自外地。夜幕降临,穿着工服的青年人就会占据着街道,在巷子出口的米粉摊买一份两元的河粉。集装箱卡车 偶尔穿过,轰鸣着打断吃夜宵的人们。

然而这里面并不包括我,原因很简单——没赚到钱。前三天,我总共只完成了十打伞面,算下来只有十九块。食堂的早餐一份两块,午餐和晚餐三块或者四块,我劳动三十三小时,还没够吃饭。

从小到大,我都没觉得自己如此笨过。正常合成一整张伞面,需要先把长三角的散片两两组合,再四四拼在一起,我起初没觉得有什么难处。第二天做完散片,主管让 我尝试合成整个伞面,我居然连着失败了两次。当我准备试第三次时,他过来翻了翻我的伞布,很快指出了问题所在:大部分的两片组合都不合格。所以,返工。

那天下班我没有去食堂,在超市买了两块钱的面包和一块钱的水。我给母亲拨了一个三十分钟的电话。她告诉我,不要急,开头总是很辛苦。放在平时,这些话我实在 懒得听,从高中开始,我就很少主动给父母打电话,上大学之后常常挂掉他们的来电。但现在,这是我最重要的陪伴,我恋恋不舍地汇报当天的每一个细节,听母亲 重复着几乎一样的安慰。

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和预期的一样,似乎都在变得更糟。每天加班到晚上十点,我根本不可能去三公里外的海边漫步,至于和上到管理层、下到普通工人们谈笑风生,简直像个笑话,我连自己宿舍的人都没有熟悉。

即使我做了心理准备,宿舍的条件仍然让我吃惊。中诚的宿舍楼一共五层,一层是食堂、澡间,二三楼是男寝,四五楼是女寝。我住在三楼的中间。第一天晚饭时间, 我进入空无一人的宿舍,就被腐臭味逼得掩住鼻子。这味道来自被褥,以及至少五年没人粉刷过的墙面,上面有早先居住者的诸多遗产:励志语录、书法签名、残破 海报、过期报纸。

我的床头就贴着一张女影星刘涛的海报,某位饥渴的男青年写下了横七竖八的情话——

“刘涛,你是我的人”

“真的爱你”

“你可以等我吗?”

“我要娶你做我的妻”

落款是2007年。在这张床上,他会对着梦中情人解决生理需求吗?床头的另一侧的墙上刻了几行字,其中一行十分骇人:

“XXX,死亡于2005年5月29号”

死亡信息的下面,则是格言警句,比如:

“兔子不吃窝边草,好马不吃回头草”,“美女何止千千万,不愿意喽咱再换”。

我挨个看着这些笔迹,想象着他们当时的状态,我扫到了一句立刻警醒我的话:

“打工真苦,好想读书”。

宿舍里有三张上下铺,屋顶有一盏吊灯,两个吊扇,门的上方有一台空调,就是全部摆设。没有柜子,每个人都把贵重物品随身携带,或者锁在自带的拉杆箱中。

除了环境差,室友的冷漠也令我始料不及。第一天上完晚班,门卫已经下班,我没有钥匙,站在宿舍门口等到十一点,一个瘦小的十五岁左右的男孩才给我开门。这是 我见到的第一个室友,他打开房门,只看了我一眼,就径自进去,我咽下去准备好的客套话,跟着他进屋,心里嘀咕:为什么他不问我从哪里来的?他就不好奇这个新来的室友吗?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他很快又出门了。我铺好床铺,买了洗漱用品回来,躺在格言警句和刘涛的注目下,看了一个小时微博,仍然没有人回来。

一点钟左右,宿舍灯亮了,忽然回来五六个人,包括给我开门的男孩。我噌地坐起来,他们中的一个打量了我一眼,我冲他点点头。

他问:“新来的?”

我很快地接上:“对,短工。”

他问:“抽烟吗?”

我犹豫了一下,“不”。

他就没说话了。接下来我零星地问了插线板怎么用,澡堂在哪里,各自做什么岗位,他们都简短地回答。很快就熄了灯,每个人都把脸埋在手机亮光下,我也就不再询问。一连三天都没有任何进展。

后来,其中的一个床板突然空出来,第二天又铺上新被褥。所有人都没什么反应。

再后来,莫西干偶然说起,厂里有人经常晚上去网吧,有些小男孩还去附近村嫖娼,我听了心里发紧。晚上,我在熄灯前问他们:“你们都出去干什么呢?”瘦男孩笑了,反问我:

“一起去不就知道了?”

我扑棱一下拒绝了,速度快得吓自己一跳。我意识到这是一次难得的深入机会,但没做好这么深入的准备。

直到离开,我都不知道任何一个人的名字。

伞面的工作令我精疲力竭,第四天,我申请换到伞骨岗。小的伞厂并不自己生产所有零件,更像是一个组装工厂,所以我其实只从车间的东北角搬到西南角。主管安排我的新工作是“穿中碟”——将一种塑料碟片,一一穿在伞骨的折叠处,防止它磨损。

中诚当时生产的是一批POE伞面的直骨高尔夫伞,有一米长,穿中碟时,我把它们头朝里铺在腿上,左手扶住分散的伞骨,右手捻碟片,穿上,左手换伞骨,右手捻 碟片,穿上。碟片轻薄,抓一把够干两小时。我花了十分钟就掌握了全部动作,熟练之后,每天至少穿一百打伞骨,重复9600个一样的动作,就有60元。我终 于能安心地在夜班后吃两块钱的炒河粉了。

铝合金伞骨有很多毛刺,每天下来,我的手指手背就添了无数道细痕。可我并不在意这些,我还提前去车间,晚上下班了,我都最后离开。我喜欢上了穿中碟,它足够 简单,让我不再觉得自己愚蠢,它让我不用想起“融入他人生活”的初衷,也可以忽略自己尴尬的现状,每天重复的9600个动作,我觉得我还能够把握眼前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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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周,我还尝试了在中诚的澡间洗澡。那是七月的福建,平均气温30°,白天常达到35°,但前七天,我都只是洗脸和洗头,宁可捂着一身塑料味入睡。

中诚的澡间只是一间空荡的屋子,空荡的意思是除了瓷砖和地板,连水龙头、喷头都没有。这就需要在水房打水,用毛巾或水瓢解决问题。第一次去,我进去又出来,和别人确认了一次,才相信这真的是澡堂。

换岗后的第二天,我终于和同事们一起,或蹲着,或弓着身子,头朝下,一毛巾一毛巾地擦拭自己。

总体上,我觉得自己在逐渐适应,也变得更加快乐。而且每天体重都在减轻大约一斤,现在,在工位上坐猛了,也不会立刻被肚子弹起来。食堂四块钱的肉菜,夜宵两 块钱炒河粉,我都吃得很习惯。每天,我都比之前做得多一些,晚上给母亲打电话,我可以听听家里的变化,也能给她讲些笑话了。

更令我振奋的是,我交到了两名朋友:阿岑和阿桂。他们都是贵州的布依族人,初中学生,做暑期兼职。

眼前的生活,像了那么一点进入社会的样子。

阿岑和我是换岗之前熟悉起来的。我们一起上下班,吃饭,做工,像寄宿学校里结伴生活的朋友。阿岑从小就跟父母离开了贵州,辗转广东、浙江、福建,上学,兼职,从来就不会讲布依语。

14岁的阿岑很少说起学校的事,也很少说起自己的事情。

我和女孩阿桂则是车间里的搭档。她也做穿中碟,但比我快很多。我们工位相对,我每天能穿100打,她至少150打,而且绝不早来,也不晚走。我和她边聊天边做工,她灵巧纤长的手指在黑色的伞骨中翻动,有一种超过年龄的掌控力。

17岁的阿桂在山区长大,十岁才随父母外出,所以会讲布依语,但因为外出频繁转学,留了两次级。

转学在晋江不算难。晋江是对待外来人口最为友善的城市之一,外来子女入学几乎没有门槛,中学里,近一半的学生是外地人。只要高中三年都在当地就读,就可以参加福建高考,这些配套政策增加了晋江的吸引力。

阿桂不喜欢学校把外地学生和本地分开,单独成立班级,无人不知他们的外地身份,而她年龄大,格外扎眼。

一楼的食堂有一台十七寸的彩色电视,架在西南侧的墙角,午饭、晚饭和晚班结束时,都会有很多人围着看。这是除了QQ弹窗外,大部分人接收外界信息的主要方 式。屏幕一般情况下都锁定一个频道——湖南卫视。午饭时,“芒果台”能吸引十多个青年围坐一起,边吃饭边仰起头看青春偶像剧。

我走过搓衣板一样的宿舍楼梯,它和车间一样,就是斜着搭的几块带棱水泥板,没有扶手,如果你想,可以直接跳到下一层。走过水房,右转到食堂侧面,我瞥见至少几十个人围坐其中,桌上摆了零食,还有几位买了啤酒。

我走进去找到阿岑,他和阿桂坐在一起。阿桂专心致志地看电视,阿岑则努力塞着零食。电视上是延时播出的《新还珠格格》第15、16集。2011年夏天,它的收视率全国第一。

没有任何人知道远方的甬温动车事故,虽然被追尾的D3115次列车,正是从杭州开往福州南站。当然,此刻食堂里人没有几个来自福建,而且我们每天赚着计件工资,也不会和动车有任何联系。

我坐在塑料凳子上,看了两分钟皇上在御花园和五阿哥、尔泰的对话,然后向阿桂和阿岑告辞,继续回床板上刷着微博。

我慢慢发现,中诚的工人里贵州人占了大半。阿桂和阿岑都来自贵州,而我同宿舍的几乎也是。

晋江的流动人口约100余万,95%的外来人口来自江西、 四川、贵州、湖北、河南、安徽、重庆、湖南、云南,贵州是其中名声最古怪的一个。当地的贴吧中,对贵州人的歧视无处不在,他们贴出报纸上的社会新闻,常常出现的偷窃、抢劫、拐卖人口,嫌犯籍贯多是贵州。宿舍的贵州室友就对我说,晋江正规公司不喜欢招贵州人,因为他们觉得贵州“少数民族多”、“普通话差”、 “喜欢打架”。

离萧下村不远的山前村,外来工人拉帮结派,群架的消息时有耳闻,“贵州帮”、“四川帮”、“河南帮”经常冲突,人们更提防着可能惹事的人。

中诚的工人另一个特点是年轻。三条生产线,150余人,除了几个搬运工,年龄都在20岁以下。车间里暑期工占了四分之一,最小的是熨伞面的男孩,才上小学六年级。

一天下午,我和阿桂对坐着穿中碟,偶然聊起春天时候家乡的样子。她说她喜欢去河里捉鱼,我告诉她,直到五月份,黑龙江的冰面才化开。她咯咯笑了两声,话题转到了中诚:“五月份时,这里的工人也就现在的一半吧。”

“为什么这么少?”我问。

“因为那时候没拉到订单啊。现在这儿拉了一笔高尔夫伞,要不然你、我、阿岑为什么能进来?”,阿桂顿了顿,说:“阿岑刚辍学,就赶上招工,也算运气好,大厂子根本不招这么小的工人。”

我一惊,辍学?阿岑不是转学到老家吗?怎么又辍学了?

阿桂笑了,“他打架把人家打坏了,学校开除他。回老家就是借口吧,像他这样,以后会一直打工下去。”

我这才明白,为什么我会如此容易地进入工厂,连身份证都不用登记,没有工服,不必打卡。中诚就像一个扩大版的家庭作坊,一旦接到了大的单子,就快速招人,计件工作,而订单完毕,工人得不到加班保证,就会陆续离开,直到下一次接单。流动性如此之强,同宿舍的人也就没必要都认识,两三周后总有人要走。

贵州散工不会被这样的厂子嫌弃,我也一样。

7月底,我的身上长出了红点,很痒,穿中碟时,我也忍不住抓挠,最后越长越多。我担心它和工作环境有关系,而且马上做到一个月,离预期的时间不远了。我决定离开,找了主管说辞职的事,本来没有合同,也就没有手续,只是工资要下个月才发。我很快速地收拾好行李,去车间与他们告别,阿岑留了我的QQ号,就没说什么,阿桂攥着手,想挽留我:“你走了,这里就不好玩了。”

一个风很大的下午,经保安搜身之后,我坐着摩的返回安海。

之后,我和阿肖的朋友们吃了几次饭,有开着路虎的阔少,政府高官的亲戚,当地企业的年轻主管,由于闽南语的阻隔,我只是不停地吃东西,最终能没能和人谈笑风生。

半个月后,我坐着长途硬座去往昆明,却因为吃了一碗坏掉的牛肉羹,上吐下泻,临时在闽西南的一座县城下车。一天后,我拔了吊针,补了四十小时站票到昆明。我没有达到“了解同龄人”的初衷,后来也失去了和阿岑、阿桂的联系。

我只确信了一件事——我曾经有过如此冲动的、不精确的热情,有时候,它带给我无穷的麻烦,有时候,它让我感到开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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