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月莲:支援妇女劳工,支援性工作者

李伟仪 · 2015-12-17 08:30 · 全球和平妇女
摘要:严月莲,1953年生于香港,为维持生计进过工厂打工,因与工友一起抗议雇主剥削而投身了工运行列,后从事ngo全职工作。1996年,严月莲与两位朋友成立了一个非政府关注性工作者组织——“紫藤”,为性工作者提供直接支援服务,同时积极把性工作议题带到传播媒介及公众讨论层面,以去除性工作者受到“污名化”及社会排斥与歧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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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月莲,1953年生于香港,出生于典型上一辈从内地来港贫穷家庭,她有3妹1弟,是家里的大家姊,12岁未完成小学教育即当上工厂女工维持家庭生计。严月莲因与工友一起抗议雇主剥削及要求赔偿而投身了工会运动行列。后来她感觉到妇女劳工的需要往往在主流工人运动中被淹没,便于1989年成立“香港妇女劳工协会”,为妇女争取就业权益及保障。

1996年,严月莲与两位朋友成立了“紫藤”,一个非政府关注性工作者组织,为性工作者提供直接支援服务,同时积极把性工作议题带到传播媒介及公众讨论层面,以去除性工作者受到“污名化”及社会排斥与歧视的问题。严月莲的努力让部份香港人看待“性工作是工作”(Sex work is work),并以“性工作者”或“姐姐仔”取代“娼妓”等较为负面的称呼。

性工作者的处境,不管是现在还是严月莲初开始服务姐姐仔的10年前,社会仍然根深柢固的针对性工作者作出污名化、歧视、边缘化,性工作者的处境较普遍妇女劳工更严峻。性工作者是警权所针对的目标,也受黑社会滋扰。10年后的今天,性工作者面对着警权滋扰,胁迫严重,警权具歧视性及不公义的法例,警权本身亦展示了法例上与文化上的不公义。

在法例及人权工作上,严月莲致力争取性工作“除罪化”,以及性工作者应受到公平对待。2000年,紫藤登报公开谴责有立法会议员于选举后出尔反尔打压性工作者。

2003年,紫藤要求保安局局长不得纵容警察以执法之名于放蛇[1]时先享受打飞机[2]、强令性工作者脱衣搜身、利用警察身份苛索免费性服务;也要求保安局正视性工作者受黑社会及客人威吓、强收保护费、讹骗、抢劫及强奸时警方爱理不理的问题。

2004年1月,紫藤举办了“性工作者摄影展”,引起社会的回响。为继续争取权益,严月莲和一群紫藤同事筹募资金,开拍关于性工作者生活和工作的纪录片。2006年8月11-13日,紫藤举办“第一届香港性工作者电影节”,透过文化观影渠道,增加社会人士对于姐姐仔和性工作者行业的认识。

紫藤成立10年,严月莲一直坚持维护及争取香港性工作者的权益。

妇女劳工运动的见证者──1970s、1989、1990s

严月莲的故事应由上世紀70年代说起。

大约26岁的时候,严月莲与一群同事抗议老板无理解雇,要求赔偿及道歉,之后她便正式参与关注劳工权益和争取工人福利的工作。严月莲回忆,那次事件让她感受到工友的孤立无援,但她相信纵使老板有权有势,若工人能够出来争取权益的话,是可带来改变和公义的。

严月莲最初在一个教会背景的中心当义工,协助运作一条劳工法例热线。后来,她在“工业福音团契”(注:团契是基督徒最基本和非常重要的教会生活)出任全职工作,自1979年至1989年,严月莲曾于“工业福音团契”及“基督教工业委员会”两间非政府组织工作。

“那时工福团契开劳工法例,搞咨询;70年代,工厂非常蓬勃,劳工法例很差,工潮很多。我是十字牌婆(基督徒),在电子厂参加工厂团契,吃饭时间在楼梯口祈祷、唱歌,娱乐一下。人家见我虔诚,找我去做。我当时想,26岁了,做不来就没有回头路了。电子厂聘用我到26岁已是差不多,你继续做下去,人家还会勉强让你做,若离开再想回去,不太可能。我挣扎很大,怕万一做不来,怎么办?而且薪金比我在工厂少一半。我问妈妈,因我要养家,我在电子厂上班是朝七晚十一,三班制,我连做两班;我妈说家里经济情况容许,我就做吧。”现在严月莲回想,大概妈妈觉得工厂妹始终不好听,女儿有机会做写字楼,总好听些。“她让我去,宁愿家里收入少,就这样入行的。”

严月莲的外公行船,大陆解放,一船人离开大陆上海,本来想去台湾,结果来了香港。这一船人变成亲戚一样,大家在香港都没亲人,全都是上海人、宁波人。严月莲的外婆和其中一家人很好朋友,她的女儿对严月莲很好,不会看不起她们穷,“我从小到大,穿的衣服都是她家里穿下来的。她对我很好,她吸引了我,我就跟 了她去信教。”严月莲觉得信教挺不错,平时在工厂上班,很闷,从早上7点做到晚上11点,在生产线 上真是很闷。到了星期天,就完全跳到不同的环境,那教堂在般含道,去的人要么是香港大学的,圣士提反女子中学等“贵族”学校,严月莲这样的工厂妹,忽然和港大学生坐在一起,觉得整个人都不一样了。“礼拜天我上天堂,星期一至六是下地狱。”信了教,有不开心的事,人家就说,你慢慢祈求,会有转变。严月莲觉得这是精神支柱,所以就开始和十字牌人交往,到工福(全称:工业福音团契)去泡,从这一条线下来,她就做了劳工工作。

严月莲在工福做了很短时间,她和同事两个傻婆子,一天到晚接到个案就往外面跑,工福其他同事受不了,问为何不坐在办公室里?但做工潮,可坐在办公室里做吗?以前深水埗有很多染厂、纱厂、塑胶厂,工友下班来工福谈工潮,抽烟,工福同事又受不了。于是叫她们不要整天待在外面,要坐办公室,“我们不同意,就不干了,两个人一起辞职不干,做了大概只有9个月。”

之后,严月莲转职“基督教工业委员会”(CIC)[3],参与不少抗争行动及示威,对抗政府权威及提出工人问题。处理劳工议题让她见证了穷人如何地受到经济、社会及政治剥削。

严月莲接触的第一单个案是观塘的一间纱厂。“我刚去CIC上班,整天CIC的同事都出去工作了,只剩我一人,接着秘书接到:阿严,有个案!我接听了,说是观塘个案,我脚都发软,刚出道没多久!到了纱厂,纱厂是很大的,一走进出那些男人工友都在拍手;我心里怕得要死,不太知该怎么做。我想,不能打也要能吓退人,要死撑,我已对秘书讲了,有同事回来便马上到观塘去救我。”她在纱厂,磨蹭了好些时间,终于有同事来了。幸好工友看不出她是生手女工,混水摸鱼混过去了。“那是欠薪个案,那时很多老板走佬[4]的。接着就跟地盘工伤。最深刻有次陪人家老婆去认尸,人家老婆也没我哭得厉害,我觉得很凄凉,同事眼光光看着我,不知该怎么处理我。”

“CIC的同事教晓我很多,譬如做完工潮,那时很流行,工友感激你会请你吃饭;同事会说这是工友的血汗钱,不要去吃这种饭。”假期时,严月莲没事可做,就返CIC工作,怎知原来同事都在办公室!“同事真的很拼命、很主动、很投入去做,天昏地暗,这种投入,今时今日对我还是影响很大。”那时搞工潮的策略是请愿、见劳工处、睡在工厂门口、和工伤者到公司门口守候,很早开始就睡大街了。

1989年 ,严月莲组织了“香港妇女劳工协会”,她认为妇女劳工往往被主流劳工运动及妇女运动所忽略,社会运动欠缺性别视野。组织成立的时候,没有获得任何拨款资助。在严月莲的决心下,找到20位支持她的朋友捐助了她的薪金及组织全年的运作支出。

严月莲第一次接触性别议题,是在新妇女协进会(下称妇进)听讲座,她本来想坐一会儿就走,但结果听完才走。“当时有一种很大的感觉,妇进讲的女人,好像和女工没什么关系,和穷的女人没什么关系。譬如空间讨论,都不知道是什么,我一直住公屋,睡的是迭迭床,后来更睡沙发,朝行晚拆,什么叫空间我不知道。有没有选择?什么叫选择?我不知道。12岁没有钱,就出去打工。说经济独立,是开我们玩笑吧?女人从早做到晚,回家还要做家务,上床还要应酬老公。你叫一个贫下中农女人出去工作,其实是耍她们。”那时她大着胆子,想把基层女工以独立议题处理,不懂得成立团体,她记得跟当时工运的男上级讲,他还斥骂:“你真是麻烦!劳工就是劳工,还搞什么妇女劳工,讲什么月经,多脏……。”朋友写计划书弄钱,社福工会借出写子台位置,后来她自己弄了些劳工法例街板,每星期摆在新蒲岗工厂区。就这样,一个人,没有钱,在街头做劳工法例宣传。

“当时背着街板到新蒲岗讲劳工法例,讲分娩,讲月经假,但没人理睬。女工反应不好,因你在工厂区讲劳工法例,工人是会有些怕的,会避开,怕老板看见,知道她们懂劳工法例会被辞退。”严月莲记得当她派劳工法例单张,不会有人敢要,她自己就像个傻婆子一样自己在叫喊。“可以理解女工为什么害怕,换转我是工友,我也一样会害怕。”

但为什么工厂团契会蓬勃、又容易做?工运却难?“老板巴不得你信教,信教就会听话,和工厂没有冲突,车衣车得快些,不会去讨价还价讲价 钱,不开心就祈祷。”但搞工会却是死路一条,压力大得不得了,别人也会忌你,周围的人都怕你,在工厂内做关注权益跟做文娱康乐是两回事。“我明白工友为什么避之则吉,大部份都害怕,你派给她,她见你像见鬼。但却又未必每个工友都这样,有些工友会过来偷偷地拿一本。我本身是工友,容易接触工友,渐渐结识了已婚、有孩子的女工。”

1992年,严月莲揭露立法局议员对于妇女劳工处境存伪善态度,成了头条新闻。自那时开始,“香港妇女劳工协会”才获主流劳工组织确认为劳工运动中的一员。  

女工协会是1989年成立,“选错了时候成立,那时是八九民运,全世界都关注伟大祖国,女工的事没法子谈。整个大形势都谈八九。”90年代女工協會正式做女工议题。第一单课题结合天时地利人和,当時立法局要通过独留子女在家,妈妈要被罚。严月莲骂:“我要上班,托儿只到5点,工厂6点多才下班,一个多小时怎办?政府要我不干活吗?立法局快要通过这例,於是我们弄个笼子,关自己在立法局门口,说:‘把我们全抓去了吧……我们的孩子又怎么办呢?’”因为她们做得这么特别,碰上立法局要通过法例,报纸开始报导,香港人开始知道有个女工协会。后来有其他团体加入一起反對,政府就押后法例。

台湾修读神学──体验个人空间

经过多年妇女劳工运动的洗礼,也做过很多社运工作,严月莲获得奖学金前往台湾修读神学,这是她体味人生的重要一年。

“碰巧有教会朋友推荐我,教会有项基金只要工作满7年,便可申请休息1年。我说,好呀!便找李清词写推荐信,不久我获批了,我要尽快找学校。”但到哪儿去找学校呢?只有小学毕业证书,可以读什么?经过一番迂回曲折,朋友介绍她到神学院,院长同意她作旁听。“我好想有个学校给我挂单,可以休息。10月人家开课我才去,很急。十来岁在工厂还会看琼瑶小说,打那以后,我没看过小说。不会费钱买小说,很浪费的,看完不能再用。到台湾,我很勤力一天到晚在图书馆,连图书馆管理的那个阿婶,也公开在周会称赞香港来的严月莲很勤力看书,其实我每天躲在里面看小说,又去逛街,台南有一张票子看3部电影,很开心。”严月莲从未试过自己有一间房间,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关上门就是自己的了,很过瘾。台北有劳工游行,我还会乘火车北上,跟他们游行。”

生命力强而韧的紫藤

自台湾返港后,严月莲加入了“香港妇女基督徒协会”,一个倡议女性主义神学及社会公义的基督教组织,她亦在这个时候开展对性工作者的关注。后来有关性工作者的工作终止了,她离开“香港妇女基督徒协会",加入"香港职工会联盟"(下称工盟)从事地盘工人工会权益工作。

1996年,严月莲与朋友组成关注性工作者团体"紫藤"。她认为性工作者的议题必须受到重视,而且它亦会为社会运动带来新视野,严月莲一直在紫藤工作至今。

其实在女协工作的时候,严月莲已有机会认识阿姐。"我以前住城寨,住一间大木屋,隔开一间间房,尾房有一家人,有3、4个孩子,大女儿和我差不多大,常常和我抢公仔书看。有一天我妈说:你命好,你要好好听话,否则像尾房那个女孩子,多可怜。我问:你 说甚么?但我妈没再讲,听同屋的后来讲,那女孩的爸把她卖了去做阿姐。"小学时候,严月莲上学要从城寨穿过去,城寨有些草棚,有人用来吸毒;又有些地方, 付一块钱就能看脱衣舞,她们经常撩开那些草棚偷看人家跳脱衣舞。"以前九龙城有些公寓,下面有阿姐站街,有次我爸带我到城南道买东西,他走在前,我走在后,一个阿姐挨在那里,我也不知道是谁教我的,我马上走上前,抓住我爸。”工盟位于砵兰街,但她从没留意砵兰街有马夫,因每天上班只是想着返工盟,其它什 么都看不到听不到。“碰巧那段时间,结识一个好友,她入了行做阿姐,她亦令我更快明白到底这行有什么问题……是姐姐仔带我入行的。”

最初做义工,到深水埗元州街做站街[5]阿姐的义工服务,观察到警察会随时抓姐仔。“有一天,有个姐仔适逢月事,没有开工;但警察认得她,她当时正好买完菜回家,警察问她拿身份证,叫她上警车,其实是明‘屈(冤枉)’她。她走来对我讲,有没有搞错,真是讨厌极了……我说,那打官司吧……。”那时严月莲渐渐发觉,做姐仔的工作,要和警察周旋,在法庭跟法官争论,是不太可能的。“我不忿气,于是就找了几个女人商量值不徝得去做;如果要做,又该走哪个方向?酝酿很久,谈的过程,我知道自己不会死心,就申请成立团体。”

这可能和严月莲的性格有关,若她决定要做一件事,她很少会管别人怎么看,反而是一门心思去找想要的东西。“我会去看书、问人,我以前学的是劳工法例,但现在是刑事条例,于是常到北九龙法庭去听审,因为是广东话,当时的站街阿姐都是本地阿姐,有个翻译,翻给姐仔听,翻译讲话声音很响。到底哪些官在说什么 呢?再去问人。”这样严月莲学会跟姐仔有关的刑事条例,慢慢处理个案,学法例,整年不停在做这些,不停地栽进头,发觉输掉官司的比赢的多。

“当好友第一次告诉我她做这一行,我第一个反应是:你急着等钱用吗?我借妳……接着她对我说,除了钱,她有这个需要;我完全不经大脑就说:那你找个男人结婚吧……。”严月莲一直看女性主义之类的、讲女性自主、婚姻不能解决女人的问题……她竟说出了这句话!她听到自己说的那句话觉得很刺耳。“我当时完全是为了人家好才说的,这才要命呀!原来自己很相信这些。”那朋友不觉得她讨厌,继续和她有来往。她自己倒烦恼了,怎么和朋友交谈呢?她不要做,但找不到理由。“我就开始问,你做的工作是怎样的?她讲一些,保留一些。”

“她朋友做一楼一[6],直到有次她介绍拍档给我认识,我自以为是,问她:为何要入行?结果被那位阿姐骂了5分 钟:你觉得我们做这一行有什么不妥?我说没有不妥,我知道自己说错话了。她问我:赚多少钱一个月?我说几千块。她说:你知道我一个月赚多少吗?几乎是你一年的收入!她接着说:你也工作,我也工作,分别只是你坐着做,我躺着做!像是给她一下子打醒了,下次见到人家,不再自以为是了。”这次之后,严月莲才懂得去问朋友,她会碰到什么事、会担心什么;她就说,不能让儿子知道。因为这件事,因为这个朋友,因为被阿姐骂,严月莲真的开始谦虚地去了解人家到底在做些什么,需要些甚么。

“紫藤成立时有遇到困难,我过往的经验都是做劳工,但做阿姐的工作是完全另一回事,我要去学,除了陪她们站街之外,实在不知如何入手。劳工运动的经验还是有用的,譬如要教晓她们法例,于是我走去印法例书;还有,一开始我们就写,关心你们的职业健康,我打开报纸的风月版,有很多一楼一广告,我就想,做一楼一吧。”那时开始,她们挨家挨户走访一楼一,也去马槛[7]。她们开出了新路,一楼一和站街是完全不同的工种。今日回望,严月莲觉得当时的决定是对的,这个行头本身实在太大了,有很多工作可以做,大家不用重迭资源。

紫藤令社会对姐姐仔多了认识,是选举的时候。她们出了声明,要求政客不要利用姐仔作政治本钱。那次,无论对紫藤或社会,都打开第一扇门。“我本以为,这样出声明,会被人骂得要死,我怕没人联署。心想,死就死吧,就去试了,反应竟然不错,真是意料之外!联署的人不少;也引起公众讨论。那一炮打响,壮大了我们的胆子,对紫藤的肯定多了。”

“最初走访一楼一,了解到差佬[8]会用枪夹着廿蚊,告诉阿姐,我用廿蚊来嫖你,你能把我怎样!”时至今天,警察不敢再这样做了。还有,当警察一听到阿姐说要找紫藤,就会皱眉头。据内部消息透露,入境处和警处开内部会议,扫黄行动之类,他们会说,千万不要让紫藤抓到话柄。对警察来讲,紫藤某程度是很大的威胁。对阿姐来讲,紫藤打开了一条路,教 会她们一些法例,阿姐现在会说,以前阿Sir上门查牌,她们觉得是奉旨的;但现在阿Sir上门查牌,有部份阿姐会说,你客气些好,这是我的私人地方。这是多年来紫藤的同事们落区、开法例班之成果、功劳。

2003年, 紫藤要求保安局局长不得纵容警察以执法之名于放蛇时先享受打飞机、强令性工作者脱衣搜身、利用警察身份苛索免费性服务;也要求保安局正视性工作者受黑社会及客人威吓、强收保护费、讹骗、抢劫及强奸时警方爱理不理的问题。反映后的情况非但没有改善,更因为警方高层随后公开表示容许警员作“有限度身体接触”, 在高层的无理“支持”下,紫藤于2004年1月至10月共收到120宗投诉,较2003年增加4成。警察放蛇时免费嫖的投诉增加(共有35宗),特别是放蛇打飞机(共 15宗)增加一倍。投诉还包括警察在查牌时经常出言侮辱(11宗),迫迁(10宗)及赶客(12宗),性工作者亦经常被迫签文件(23宗)及甚至强迫拍照(4宗)。她们在警署的权利亦受到剥削,包括被打(16宗)、禁止打电话(25宗),被迫签口供(28宗)、剥光猪搜身(6宗)等。严月莲及「紫藤」锲而不舍向传媒及公众展示警方的不合理行为,虽然性工作者仍受到欺压,但社会人士已关注于性工作者遭到不平等对待的问题。

“对抗警权时要很小心,差佬(警察)很贱,不是直接找紫藤麻烦,而是去骚扰姐仔。最近有个姐仔从大陆来,她很本事,也相信我们所讲,如果不是在床上被捕,她只是走在街上,警察没权抓她上差馆、没权告她。她到差馆之后,坚持要打电话给我们,坚持不作口供,结果她就被四个差佬按着殴打,殴打完她仍坚持,一定要找紫藤。我们找了律师去,律师到了只能指出她有权不作口供,但仍要把她送去入境处。”从警处到入境处,足足有五天时间,期间严月莲她们根本不可能找得上她,她 们约了几位立法会议员,请他们帮忙把这些打姐仔的人追回来,最后姐仔放了出来。过程中,姐仔维护自己的权益,但她是弱势,就要被4个警察按着来殴打。这正反映了她们面对暴力,不公义。

“以前我们学劳工法例,人家欺负我时,我懂得用法例保护自己。”但在现实架构中,工人永远是最弱势的,没有讨价还价的能力,和老板斗争的过程,其实很痛苦的。“以前做劳工法例倒还好,我可以陪工友到劳审处去吵,但现在我们没资格进入警署,紫藤算是老几?警方根本不会怕你,你一定要靠律师。还有,有太多事我们接触不了,但当我们跟议员讲,10个有9个议员会说:很想帮你,但没有办法。”紫藤有个案也交不了给议员,拳头近,警察会去找姐仔报仇,她们就处于两难。当警方发狠反咬姐仔,她孤独地在差馆中和警方斗,严月莲的心情很难受。“差佬会知道我们这班八婆很麻烦,时常惹他们,但还不致令他们真的怕了我们,未到制衡的状况。权力制衡是我能跑去差馆叫他们把姐仔释放,我不必把差佬放在心上。他们现在可以半夜三更去破人家的门,人家在睡觉,他去抓人。”

反歧视教育

与性工作者共同争取权利,对严月莲来说,既是人本的呼唤同时也是她个人学习和反省的过程。与困苦者与行,向社会展现她们的困境,严月莲对社会公义及平棹有着强烈的信念。自严月莲当工会组织者开始处理劳资纠纷的时候,她擅于建立人际关系以及协助伙伴展现自助组织的才能。她明白到需要一个友善的外在环境以改 善性工作者的处境,因此政治倡导及公众教育是必需的。但同时透过个案工作帮助有需要的性工作者也是核心的工作。她主张外展工作是最有效接触社群的工作。若 果没有接触,便难以明白性工作者的处境,而为她们提供即时及适切的协助是非政府组织必需的工作。

考虑到这一点,严月莲的主要工作策略为提供服务及政治倡议以保障性工作者的权益。严月莲亦会透过另类的文化运动、普及教育、尤其针对改变公众对于性工作的看法。紫藤成立近10年来独排众议,坚持维护、争取本港性工作者的权益。为继续争取权益,亦为筹募资金,紫藤开拍反映性工作者生活和工作的纪录片。早前于2004年1月, 紫藤举办了“性工作者摄影展”,引起社会的回响。严月莲说:“有人说我们很有计划,把小姐的生活变成一个文化展览。其实当时搞这个活动的时候,我只是简单地想:与其让人拍你,不如自拍。拍了以后,我觉得不应浪费小姐的心血,所以我们就花钱放在我们平常都不会去的地方──所谓高尚的地方进去展览,但就是想不到有人会觉得小姐的摄影不能登大雅之堂,社会这种普遍的成见,我认为不妥当,所以就冲过去。”(明报,2004/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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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活”摄影展

严月莲另一工作特色,就是她维持与敌视性工作者人士的对话。由于公众自上世纪90年代至今依然于很大程度上误解性工作者为衰败、不合法及不道德,而导致性工作者被排斥于社会之外。严月莲却鼓起勇气、直接地对传媒及其他社展群现有关性工作的另一面图像,坚持性工作者应享有作为社会合法一员的法律权益,以及确认性工作是工作。社会中部份人士因而消除了他们对于性工作者根深柢固的偏见。

严月莲的身份亦经常令她遭到敌视者的辱骂。例如某次严月莲在油麻地一间茶餐厅吃早餐。奶茶还未喝上一口,就听到身边有3位女士甚不友善的你一言我一语:“她肯定是做那一行啦,她的阿妈都是啦!”严月莲没有回应,心里只是希望她们千万不要拿起奶茶泼到自己身上。3位女士足足数落严月莲15分钟,待她们终于停口,严月莲冷静的问:“阿师奶[9],你你骂完了吗,我可以吃早餐了吗?”紫藤的工作具争议性,严月莲相信她因为不久前做过《城市论坛》嘉宾,在电视上曝光,而被人牢牢记住了她。

又有一次在大学演讲完毕,一位教授趋前问她:“你的口才真好,你读书读到几年级呀?”严月莲每天接触这么多人,绝对懂得鉴貌辨色,她知道教授话里有刺,礼貌背后是羞辱多于欣赏。

“我去大学做讲座,也带姐仔一起去。从此,姐仔开始面对性行业以外的人,她站在讲堂里讲性工作。我想,这是很好的公众教育过程。当然也有姐仔去过一次大学,说以后再不去,因为那些学生不长进,什么鬼话都说得出口,姐仔会受不了。譬如大学生问她们:觉不觉得自己没有尊严?但大部份姐仔透过讲座活动,认识多了行外的人,这对她们来讲是开心的。维持与姐仔的关系,就等于我们很艰苦的经营和维持拍档关系,我和她们一起经历过一些事,她们对你的印象就会较深刻,她 有什么特别需要,你陪着她一起经过,关系就会较稳固。”

“性工作者这个称谓……公众或身边的人在这10年间……不 断见到效果,例如报纸也跟了紫藤用性工作者,是有进步的,虽然真的很慢。这个名词,在某时某刻松开了人的思维,要花很多气力,但当能够梳理时,又会很高兴。去大学上课,开始时,学生用的词语都是鸡、鸭、鹅;但到了下课时,有些学生勉强会用性工作者。真的接受不了的,也会叫声阿姐,不再鸡、鸭、鹅的叫她 们,这是好事,只是费解何以连这些基本尊重也要花那么大气力。”

姐仔令我们对性与情欲有深层反省

“当有阿姐说,我要打救世人,想社运里的人都会帮忙,我们都是超人,来打救世人的。但如果有个阿姐说,我想学习如何留住客人的技巧,那就未必个个接受得 了,特别当碰上挚爱亲朋光顾姐仔的时候,就更接受不了。“严月莲说这是最深层的挣扎,涉及我们如何看待性、看待两性关系、多元关系,那一篮子的东西,实在太复杂了。“我希望透过T-shirt,当然这也是赚经费的,人们可以把一些平日讲不出口、不能做的事情,表达出来。照片展是另一种方法,让姐仔拍自己的事,我没想过出来的效果会这么好。”照片展过程中,严月莲觉得很有趣,不是阿姐拍照的过程有趣,而是把这些相片放在公众地方, 看到人们的反应。“我们去租场,在尖沙咀文化中心,那负责人说,我们需要摆一个牌,写明未够十八岁要有家长陪同,于是我又要和他吵:为什么要摆这个牌,又没露毛,又没露胸,什么也没露……他说,因为涉及‘性’字。”荒天下之大谬。当严月莲在照片展场地看场,人们走过来说,原来阿姐会照相……严月莲就答:是呀!阿姐还会吃饭哩!有些人又说,阿姐很有艺术细胞,这个镜头拍得很美,懂得曝光。“……很好笑,那张照片正正因那位阿姐不懂摄影,跑去照镜子,一下子光都散了,他却竟说懂得曝光。那些人的脑袋在诠释什么?还有人走上前,问我可否介绍阿姐给他认识、到哪里可以光顾……。”展出的过程很有趣,严月莲坐在那里想,人的思想是多么古怪。

紫藤举办大型研讨会,令姐仔知道原来外面有很多人支持。“我们要做法例上的工作,另一方面要扩阔社会空间,这才能推动修改法例,改法例非一朝一夕,我想到我死那天,那些法例大概也未改。”

“紫藤也要和保守团体和政客打架,譬如明光社、冯检基……我从十字牌开始,但现在要和部份十字牌对垒,当他们讲圣经时,我知道那是哪一章哪一节,立法会议员也知道那段经文的原文不是这样解释的,这对我有帮助,我会用他们的术语,和他们对话。但当然,他们不是在讲圣经,只是在讲自己的保守看法。”严月莲对他们没什么寄望,以前做劳工或妇女事务为紫藤带来良好的社运网络,紫藤是会刺人的东西,有些团体接受不了,但团体中可能会有个别的人觉得这是需要再思考的问题。

紫藤的存在,对别人而言,是不舒服的。紫藤不出现,就不会挑战到大家对性的看法。“我的性格讨人厌,会刺人,令人反思多些。我记得当初和被虐妇女组织同台的时候,那个女士死瞪着我,我根本不知发生什么事,还以为自己什么事候开罪了她;后来我才知道她不是恨我,而是阿姐,其实也不是真的恨阿姐,她和老公之间出现问题,并不是阿姐的问题,而是另一些问题。”严月莲说。

严月莲对性的看法,也因服务性工作者而改变了。“我曾劝朋友找个男人结婚,做了10年, 我个人最大得益是,我不断问自己,其实能接受到什么程度?接受不了的原因是什么?何春蕤说很好,我们从小到大,主流社会教导我们一对一关系,重新学习不只是头脑里的学习,而是真心去学,去反思。”严月莲明白,无论是阿姐还是客人,都有不开心的事。譬如那些男性客人,社会上觉得男人该是如何如何,当有些男人不是如此,例如有些男人比较被动,他无法在主流社会刚强的去追求女孩子,他追不到,人家会说他差劲;又有些男人认为,如果没法在性方面满足老婆,是男人最大的伤害。“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这样的呢?但他们和姐仔相处,反而会很舒服,因姐仔会主动和体谅。做了姐姐仔服务这10年, 我明白多了人受传统影响之深。和姐仔谈起,客人一定会问:我厉不厉害?当初我会笑他们傻瓜,行不行还不一样要付钱?后来明白主流社会压得男人透不过气,他没办法对老婆讲:我很累,不想做。他不敢,怕老婆说他没用。真有老婆会这样讲!”现在严月莲明白多了,现实中很多性事是被扭曲了的。

要看到改变,路仍漫长

严月莲希望人们不要歧视和自己不同的人。但过程要有多长时间?要付多大代价?“这是我最于心不忍的,第一线受压迫的是姐姐仔,我们总觉得这是很大的痛苦。我不和平,我不是鸽子,我经常骂人,城中恶人,我算是数一数二。我总是刺激着别人,令人觉得不舒服。当然我也知道,和平并不等于不去吵,吵的人也不等于不和平。”

“我之前做劳工,相对现在做阿姐,要容易得多。”对严月莲来说,上世纪70年代争取分娩假期,要争取30年,但过程相对不那么难。“别的我不知道,但分娩假期,我是看着它立法的,真的没那么困难。你去游说别人支持孕妇,真的相对容易得多。”但做紫藤的10年,严月莲发现原来真的很困难!困难是即使是以前的盟友,或朋友,最后也会因为性工作议题而跟你分道扬镳,接受不了你,“我真的搞不懂,为什么善待性工作者这回事这么难明白,性工作是工作,这是姐仔的工作,但人是很奇怪的,过不了就是过不了,这令我很费解。”

“我最初很天真,主流社会、社运和政治都在讲警权,于是紫藤也讲姐姐仔面对警权;但人家说,我们不讲这个。我说,大家都是人,应有基本权利,这是大原则。放在良家妇女、一般人、外劳身上,大家能接受,但一放到阿姐身上,就会出现‘但是……’。” 10年间严月莲看到太多这种事。用实际例子来讲,讲人权有两种,一种是姐仔被警方困铁笼那种,由人权延伸出来;另一种是工作权,非刑事化,这也是人权的一种。“人权已分了两种,一种是你作为受害者,会有人同情;但若你很自强去喊,这是我的工作,就少人支持了。”

“阿姐只不过要大众给她空间,让她去讲,现在她做这份工作有什么开心和不开心,客人对我好或不好、差人对我滥用权力、我赚钱是为了养家。”紫藤关注的是她们的职业健康、安全。“如果说我们是鼓励她人卖淫,我就再跟你辩论,我们很清楚自己是在讲姐姐仔的权益。姐仔绝对有权入行或不入行,但女人入行就不应被惩罚。姐仔继续做的时候,在行内要面对的问题,也需要有人去关心。”

总结──性工作,是工作

严月莲于成立紫藤之前,十分关注劳工议题。她投身非政府组织工作前,自己也曾遭受过雇主剥削,她关注的议题广泛,包括劳工权益及保障、妇女劳工分娩保障、托儿服务、失业妇女权利、维护工人权利等等。

在妇女劳工的议题上,严月莲争取法律改革和劳工保障,让社会确认及明白妇女劳工的困境和需要,已成为关注劳工权益运动中,不可或缺而又独特的一环。

然而,对性工作者来说,至今仍未见任何法律改革。紫藤成立,严月莲为维护性工作者的工作权利和保障,带来了很大的贡献。现存法律问题已开始获得一些社会 人士讨论和醒觉。紫藤亦于香港女性主义运动中,引进了性工作议题,并作为性/别平权论述中的反思。严月莲与亚洲及世界各地区的性工作者团体之间的结连,亦 有助于把各地性工作者团体及支持者的团结力量提升至亚洲及世界层面。

严月莲主要服务的目标社群是劳工及性工作者。明显地,由于她及其组织把这个社会上被边缘化及被剥削者的情况加以呈现出来,让公众看到弱势者的情况,支持者及志愿工作者亦因严月莲的信念与热诚而得以启发及动员。

若果说和平是彰显公义以让每一个人于和谐、尊重别人和受到尊重的环境下生活,严月莲的一生都是贡献给被褫夺和平权利的女性。过去10年,严月莲选择服务处境最困难的性工作者,她从个人层面达致和平,与人本关怀的面向缔结。

后记──

2005年10月10日,香港一名性工作者李婉仪身怀6封遗书,写下“还我清白”、“讨回公道”字句跳楼身亡,以死控诉警方滥权。紫藤和李婉仪的家人为死者鸣冤,要求严惩滥权警员,对死者家人作出合理赔偿和道歉,修订“放蛇”指引,列明警员在行动中不可“免费嫖”。可惜,数月后的死因庭上,陪审团在法官的引导下,对案件不作出任何建议,裁定李婉仪死于自杀匆匆结案。紫藤谴责警员于死因庭的作供是有所隐瞒和包庇。2006年6月,紫藤发出联署声明,要求香港政府遵守《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停止暴力对待性工作者。

引文—

[1] 放蛇,即做卧底。文中所提及的放蛇行动,即警察假扮嫖客,向性工作者要求性服务,在交易过程中,未与性工作者发生性行为前表露自己的警方身分,并以多种理由拘捕一楼一凤性工作者甚至业主,如「出租處所作為賣淫場所」、「住宅作为商业用途」等。至于街头性工作者,警方通常根据性工作者的表情、言语和动作,即可以《刑事罪行條例》第147條「為不道德目的而唆使他人」罪把怀疑有这动机的人拘捕。

[2] 打飞机,即男性的自慰,或称手淫。文中的意思是性工作者替假扮嫖客的警察手淫至射精。

[3] CIC 全名为Hong Kong Christian Industrial Committee。

[4] 走佬,广东俚语,即逃離、逃走、逃匿的意思。文中意思是老板拖欠员工薪水后不知所踪。

[5] 企街,即在街上等待嫖客向她们购买性服务的性工作者,她们被拘捕的风险比「一楼一凤」和「夜总会小姐」都大。

[6] 一楼一,全名为一楼一凤,指在住宅大厦提供性服务的性工作者。

[7] 马槛,原为马圈用语,即马的柵欄,后黑道份子以赛马术语借代色情生意,故马槛现在一般指卖淫场所。

[8] 差佬,即警察。

[9] 师奶是粤语对已婚女性的称呼,带有贬义,多指不懂礼貌、说人是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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