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诗篇》谈打工文学:云里,土里——工人的诗

摘要:工人诗人的生活境遇与精神世界已被拍成纪录电影《我的诗篇》。走进这些打工诗人的世界,看他们将诗歌融入生活,用纸笔为底层代言。

凌晨两点,不远处炼铁高炉依然热火朝天。

田力匆匆忙忙地找了一张纸,操弄起钢笔。

唰,唰唰。

他花四分钟写下二十行诗,昏黄的工棚里,他推醒了一旁酣睡的工友,

“嗳,帮我看看写的咋样。”

“太臭了。”

我的诗篇.jpg

“庞大的东西”与大写的年代

1982年,20岁的田力被正在广招年轻人的鞍钢录用,从此开始了他三十余年的钢铁工人生涯。回忆第一次进入工厂之所见,田力放慢语速说:“第一眼看见的工厂黑漆漆的,到处轰隆轰隆响,是特别庞大的东西。身边的工友都分不清,每个人都长得一样。”

也许从这一刻开始,田力看见了自己与“庞大的东西”相比渺小的身体,与滚烫的铁水相比没有温度的话语。成为一个钢铁工人,好像能够靠当时五元钱票面上那持着钢杆的工人形象更近一点,分有他的骨骼,他的血液和他的力量。

他形成了朦胧的工人观,随之而来的还有对工厂的情愫。

而工厂赋予他的远不止“咱们工人有力量”的荣光。

进厂后不久,田力就报名参加了工人夜校。在值得被大写的八十年代,工人夜校为田力提供了一个接触文化的平台。作为摆脱文革桎梏后的第一个新十年,八十年代被很多人寄予了深厚的期待,人们希冀能够在这个新的年代发现新的世界和人生。

当然,时代也做出了有力的反馈:每天都有新的字眼、新的事物、新的思想冲击着人们的头脑和眼球。在发送、接受、融合的过程中,自我意识开始觉醒和迸发,人们开始思考未来与命运。也正是在八十年代初,大量文学流派沿着《外国文艺》涌入中国,引燃了中国新时期的文学浪潮。

朦胧诗正是其中一个浪头。

田力在工人夜校里接触到的就是朦胧诗。他品咂了其中的新鲜味道,惊喜于北岛、顾城笔下的“天真烂漫”与“真实质感”。终于,他在高炉之外找到了一条自我表达的新道路。拿起了笔,他就不准备再放下。

在田力的笔下,工厂总是一个同时存储着热情和温情的地方,而不仅是一个工作之后领薪水的场所。他对工厂有深深的依恋,他把这称作乡愁。“就算是一颗小小的零件,你摸它摸它,都能够摸熟了,它也成为你的朋友”。

他对工厂的眷恋继承自他的父辈甚至祖辈。

厂里老工人们没有文化,他们将自己的一辈子都给了工厂,死后都葬在能看到工厂的山坡上。“白花花一片啊,谁看了都会震动,还有那些老太太在马路上烧纸,她会选择老头以前下班经常走的地方、或者能看到工厂烟囱的地方。”

这样的场景深深地刻在田力的脑海里。

“见到两个耄耋老人深情地/ 谈论他们的工厂/ 他们的工厂已经消失了、永远消失了/ 但他们仍用拐杖/ 时不时颤颤巍巍指那个方向”(田力《二月二十五日,下班途中》)。

那个方向,在田力和很多更早前的工人看来,富有深蕴。它指向某个不那么模糊的终点,沿着这个方向,工人们涂抹了大半的人生。

也许,这个方向因为留存的信仰——“我多想像建国初期的/ 劳动模范们那样/ 从职工浴池出来穿着人民装骑上‘国防’牌的脚闸自行车/ 脑袋里想着齿轮或者模具的革新难题”(田力《二月十五日,下班途中》)——而笼罩光辉,也许它因为记载了人生斑驳的足迹而意义非凡,也许它本身就是一个上升的过程。

我们确切看到的是,八十年代以前的工人精神仍然活跃地在其中跃动。那是一种工人主体的意识,一种工厂、工人二位一体的意识。

这种意识已经活跃地跳动了几十年。它的现实依据是,老工人们在工厂足够久,以至于他们的指纹已“埋在那里三十年/ 或者四十年”(田力《 一闪而过的工厂》)。这种跳动,恰恰是田力所听到的“工厂的心跳”,是值得被一首配得上它的诗来致意的律动。

此时的工人诗歌,摆脱了八十年代之前意识形态的巨大影响,成为工人诗人自我意志的宣言,同时沉淀了过往工人亲爱工厂的习惯,也成为传达他们对工厂热情的信使。

田力说,之所以爱用纸,特别是正面印刷着工厂厂名的纸张写诗,是因为这使他能更清晰地把握这道脉搏的肌理。

现在的田力,正走着这条路。当好一个钢铁工人,热爱自己的工厂,像铁水一样发光发热,随着铁水蒸腾的热气,超越高炉的顶端,触摸苍穹的云气,实现工厂和工人的在转型期的升格。写诗,写能够配得上祖父、父亲和他的工厂的诗,写能够配得上工业发展和转型的诗。

他坚信,虽然这首诗歌来临的过程可能缓慢,但是一定会到来,它到来的那天,是所有“诗人的节日”。

我的诗篇.jpg

田力

这是从建国初期开始延续了几十年的工人观。

可是当这种工人观在田力身体内生根发芽的同时,在中国社会的范围里,在时代的趋势中,它却正恰恰走向衰亡。

再一次、又一次大写的时代

1978年以后,改革开放方针逐渐落实,中国社会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随着计划体制打破,市场体制的建立,大量与工人切身利益相关的制度开始转变。从1978年到1992年的双轨制时期,为了解放企业的自主性以刺激生产,就业制度改革、工资改革、劳保制度改革等一系列制度革新先后施行。

从建国初逐渐形成的完全职业保障被制度性地打破了。这意味着从今往后,铁饭碗铁得不再纯粹甚至完全不“铁”了。只是这一时期的改革并未很快在现实中着力,因此合同制在工厂仍然只是在名义上有意义,工人们并没有迅速感受到地位的下降。

但是,一些敏感的工人仍然感受到了差异。成为第一批合同制工人的诗人绳子说:“工人意识(在当时)已经被有意地压制和瓦解了。”

而在1998年以后的产权变革时期,中国经济步入快车道。制度改革对于社会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工厂、公司管理层的权力空前强化,而大多数普通工人的利益和职业地位则成为牺牲品。工人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很多人认为工人不再是时代的宠儿,而是时代的弃儿。

诗人嘉子对这一时期的工人阶级命运做出了总结:“在陷落中接受更深的/磨砺和困顿”。

面对从理想云端落入现实泥沼的巨大落差和每况愈下的生存状态,失去了“老大哥”地位的工人们有满腔苦涩欲吐。可现实是,尴尬的社会地位让他们找不到合适的渠道。

于是,一部分工人转向了诗歌。

《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的编者秦晓宇在序言中写道:“某种意义上,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风高浪急、狂飙突进的中国转型之路为工人诗人提供了伟大而又艰难苦恨的写作资源与历史契机。”但他随后指出:“对于国企工人诗人和农民工诗人来说,这资源与契机的具体内容有所不同。”

这是新时代造就的两类工人。

他们都为国家的发展献出过多多少少的力量,然后时代登上他们建造的巴别塔在天际闪亮,一次再一次地被大写,而他们不再能够同几十年前的工人一般分沾时代的荣耀,他们只能落到低处沉吟或者干脆沉默。

“如今我们跪着/ 对面是高大明亮的门窗”(郑小琼《跪着的讨薪者》)。他们中的所有人都像建筑工人,一砖一瓦,搭建了几近摩天的高塔,完工后,还是得一步一步走下来,拆除工棚,奔赴下一个建址。所有的荣耀和繁华,和他们似乎没有什么关系。

听不见的大声疾呼

绳子就是这次变革中转向诗歌的“典型”国企工人。

我的诗篇.jpg

绳子

1986年十八岁的绳子进入徐州某家国营酒厂做一线工人。起初他虽然感到工人地位大不如前,但尚能以“铁饭碗”的身份自我安慰。谁知后来风云突变,工厂生活的悲苦在他和工友的心中都蒙上了厚厚的阴影。

进入新世纪,绳子接触到网络。在当时尚未普及、远不如如今热闹的网络世界,他接触到了一些诗歌论坛。这个发现为他展示了一种新工具,一种工人发声的工具。此时的绳子已经成为工人二十多年。

他对于工人身份和所处环境的认同已经相当具体深刻。于是,刚开始写诗的他就直接步入了“中年写作”的阶段,全然没有年轻人浪漫、自我、理想主义的习气。他以“绝不写工人题材以外诗歌”为纲领,决心要通过诗歌为工人正名,直击时代的痛处。

他给自己取了一个笔名:绳子。他坦承,当时取用这个名字似乎是出于偶然。但在后来的日子里,他倾向于把这个笔名的来源解释为“潜意识”。在工厂十几年,长期受到束缚和压制的状态已经深入他的意识。绳子,用于捆束,恰恰暗示了他十多年来的境遇。

在现实的写作过程中,绳子遇到了不小的阻力和困惑。

正如他的自我纲领,在他的诗中有相当强烈的阶级观念,诗中的形象都以工人的身份出现,并决绝地与资本世界划清界限。他写道:“我肯定不是那位钢铁的王子/ 统领市场经济的金盾/ 只能深深地俯身。我的视力已经/ 下降。还在继续下降”(绳子《穿工装的兄弟:复述的时刻》)。“我”的姿态是深深俯身,而对方则是王子,是力挽狂澜的资本操纵者,一组十分尖锐的对比。

通过这种书写,绳子表达出对工业社会不公正现象的控诉。他渴望通过诗歌的表达,举起大旗,如同当年“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振臂高呼,对工人的现状做一个彻底的推翻,对工厂做一个重新的建造。

可是显然,这样的“革命”诗歌观在现在的人看来,也有些过于激进了,很多人无法真正理解他。绳子认为,当初论坛里很多写诗的打工诗人并不写工人、打工题材的诗歌,他们的诗歌并不为自己的生存作见证,他们也并不渴望作一个见证。

“他们没有表现出工人的阶级意识。”他说。这一点与绳子本身的创作观念无疑是相悖的,他并不赞同那些工人诗人的创作。“刚开始和他们交流很有障碍, 他们也不认可我, 曾经当过版主, 后来意见不同,被拿掉了。”说到这里,他笑了笑,“起初写诗的时候,这样的(阶级意识)痕迹很重,传到诗歌论坛里面争论很多。屡屡受到打工诗人和当时南方主流诗人的打击,说我‘把工人推向阶级斗争去’‘工贼’‘害工人’。”

在这之后,绳子逐渐转变思路,走更温和的路,他“收集工厂对工人的管理,政策的变化等资料”,更多思考秩序中的矛盾,再融入诗歌写作。

但在他的诗里,我们看见的仍然是一个愤愤不平的工人。他的批判性与深刻性没有损失一分一厘:“因此要对废铁云集的垃圾堆/ 保持敬意 仿佛阵亡的士兵/ 无谓地死去 只有春风一年又一年/ 将它们凭吊/……/ 它们曾经是完好的部件/ 残损了终于靠在一起/ 可以相互取暖”(绳子《失魂落魄》)。

正如秦晓宇指出的,绳子的诗大多数有两个层面,“‘正面’是机器体系与生产过程的现象学之诗,‘背面’是工人处境与命运的隐喻之诗。”这两方面的关系精妙之处在于,正面是背面的隐喻,而正面又恰恰是造成背面的原因,背面又在对正面进行持续而微弱的反抗。

他对于冰冷僵硬的机器的态度和田力对于螺丝钉、高炉的热爱截然相反。机器受到工人的操控又捆绑锁定了工人,这个“贪吃蛇”的矛盾恰恰反映出工人对自身处境和大环境的厌弃。自己被自己困囿,陷入一层层的包围,而最早的那一层围困则来自于社会。

这种态度使得绳子的身份在工人诗人中显得相当微妙。他是国企工人,却与过去的工人精神完全割裂;在一个工人阶级意识溶解的年代挥舞这面旗帜,却受到一部分有着相同处境的打工诗人的排斥。

因而,如他自己所言,他是“孤独”的,但是“孤立谈不上”。他坚信自己与其他的工人在境遇上没有什么差别:“我从小农村长大到县城,离乡, 一个县到另一个县,生活也不稳定, 和家人不能团聚,经历复杂”。

受到来自工人内部的排斥令他相当迷惘。他说,“工人内部存在很多问题”,很多人并不尝试去“理解另一个人”。他在工厂住集体宿舍,一间屋子住几十个人,彼此间没有秘密。他每写一首诗,也会读给工友们听,但他自己也承认:“我经常写现场的东西,或直接写工友的名字,他们对这些直接的东西会开个玩笑,但他们不理解深层的含义的。”

而对于工人诗歌能否进一步走到工人世界之外,他也表现出一定的怀疑:“工人诗歌在工人之间的影响也是很有限的,在社会层面更是问题。”

处境艰难,不被理解,他还是坚持着呼喊。

不过他自己的内心或许也偶有迷茫,否则,当他回头一望,怎么会发现“当我突然看到自身的悬置/ 才知道我们都是没有过去和未来的/ 尴尬的一群”(绳子《工人这个称呼》)?

唱哀歌的候鸟

同是工人,农民工与国企工人的状况则截然不同。

建国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严苛的户籍制度,不存在农民短期迁徙的情况,自然也就没有农民工群体。直至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出台,允许农民自带口粮外出务工。

客观地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几十年,可以说农民工在中国经济飞跃的过程中起到了难以想象的作用,正是在中国大地东西南北间年复一年迁移的这些人,孵化了一座又一座的城市。

然而,农民工实际所受的回报和社会地位却使得这枚没有被授出甚至从来没有被制作的军功章充满了吊诡的意味。

农民工,又称打工者。打工一词,并不是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土地上构生的。改革开放之后,“打工”一词从香港传入广东,再进一步传到全国。

它本身诞生自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描述了受雇于老板,将劳动力商品化的一个过程。“受雇”是农民工和曾经的国企工人最为根本的区别。“受雇”意味着曾经使工人们引以为豪的主人地位和主体意识与他们的脱离。主体感的脱离进一步演化成寄人篱下、遭遇剥削的负面心理体验。

很大一部分农民工都在“边缘”生活。长时间的漂泊迁徙、高压高危的工作、微薄的薪酬、来自城市的排斥,使得他们生活轻易就被刻写上不幸和破碎。但是他们几乎不可能选择逃离,即便是离开这座城市,也是为了去到下一座城。生存的要求驱赶着他们不停地向前走、走、走,不断地做、做、做。无论如何,“进了城再说”。

在这两三亿人中,必然有若干人——有写作能力又不至于已经被生活击垮,木然地无话可说——想拿起笔,写一首诗,在轮休的夜晚独自咀嚼。

乌鸟鸟操着一口“港普”,使这个笔名听起来更加奇怪。

我的诗篇.jpg

鸟鸟鸟

他不是一个称职的农民工,因为他业务不精。妻子评价他说:“他在自己诗的世界里可以畅游,但是在生活上像一张白纸,什么都不知道。”

2003年,乌鸟鸟从老家化州出发,抵达惠州。在那里,他长久地在薄膜厂做叉车工,其间开始写诗。2014 年4月乌鸟鸟失业。同年,他凭借自己的《狂想》系列诗获得第二届北京文艺网国际华文诗歌奖三等奖。

失业后,他的生活陷入困顿。老家的妻子和两个尚小的孩子,催促着他尽快重新找寻一份生计。可是当他抱着厚厚一叠诗作和他的证书,与西装革履的面试官面对面坐在大办公桌前,试图寻得一份内刊编辑的工作时,面试官步步紧逼的一连串问题让他所有的努力成为徒劳。

悻悻离去的他不再死磕内刊编辑这个职务,转变观念,想要做杀猪的生意,还想带着亲戚家的男孩子一起干,富裕家族。

这种流动性使乌鸟鸟的诗歌题材并不限于工厂的生活。甚至可以说,他的大多数作品描述不是他的工作场景,以至于秦晓宇仅仅收了他的两首诗入《工人诗典》,而且一首是写给妻子的家书兼情书。

乌鸟鸟的诗作也并非是与一些高不可攀的概念做纠缠,他的创作恰恰是一种贴地飞行。在他的诗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当下中国社会的底层生活。

“傍晚六点/ 肩扛铁轨的人挤满了庸俗的大街/ 他们吹着不同籍贯的口哨 表情复杂/ 灰头土脸地涌出鱼龙混杂的火车站/劣质的天空 充满了冒牌的烟草味”(乌鸟鸟《肩扛铁轨的人狂想曲》)。

“人”总是他作品中的主角。

“不上医院。坚决不上。他说/ 古怪的医生和器械。人造的针筒和人血/ 尖锐的婴儿哭声。色彩缤纷的药/ 苟活在绑带里,像衣服那样缝接而成的人/ 没有表情的脸。推往太平间的尸体/ 危险的孕妇。夸大的病。连病历都是腥的/ 我已四十年不生病不吃药了。他说”(乌鸟鸟《腥狂想》)。

夸张是乌鸟鸟最常用的手法,可夸张也常常不够用,不足以支撑起他的狂想。可是生活里的乌鸟鸟与诗人乌鸟鸟几乎毫无共同点。生活里他是一个腼腆内向的人,看起来几乎未经世故。

很难想象他走出火车站时,头上顶着的编织袋究竟有多么重,才能够把乏味的生活在这个沉默男人的思维里挤压成如此绚烂丰富的模样。可是这编织袋也恰恰是他身为儿子、丈夫和父亲无法逃避的责任。

很多人对打工诗人乃至整个工人诗人群体的看法是,他们要通过诗歌来申诉,让社会去关注甚至关爱他们,最后改善生活状况。可是事实是,只有屈指可数的工人通过写作获得了出版社编辑等工作,大多数工人诗人仍然在生活的边缘挣扎,他们并不能通过写诗换取任何物质上的报偿,这也不是他们的本意。

乌鸟鸟在《我的诗篇》纪录片里表达了他对女儿的寄望。暮色中,他坐在田野里,缓缓地说道:“女儿,希望你以后好好做人,好好读书,然后可以考上一个好的大学。不是像你爸爸一样……”一句话后,他就不能抑制地哽咽了,“没有学历,然后,永远只能做一个工人……”

我的诗篇.jpg

秦晓宇(右下)是《我的诗篇》的导演之一

最近,乌鸟鸟振兴家族的愿望随着他杀猪事业的失败而落空了。如今他在家乡成了一个快递员,结束了背井离乡的农民工生涯。

愿望成不了希望

说秦晓宇不带任何目的去编《我的诗篇》、去拍同名纪录片,是不尊重事实也不尊重他本人的。

我的诗篇.jpg

秦晓宇(左二)与本刊记者

他不是很满意当代诗歌写作的趋势:“有刻意模仿的痕迹,像一个在书斋里炮制出来的东西,很漂亮,但是少了一些人间烟火。现在的很多诗歌比较泛风花雪月,像是从书本到文本的职业麻木的过程,太唯书,很难出现能够深刻打动人的作品。”

现实大世界蕴含真正写作的能量,没有人是在真空中写作的。他对诗歌作品的要求是,诗歌是拓展生活最深刻的方式,应该情真朴实。也许是这一点,促使秦晓宇着眼于底层者的生活——他们值得关注却一直不被关注。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作为一个诗人和诗歌评论家,秦晓宇首要的着眼点是诗歌本身。在与工人诗人接触的过程中,他被他们的诗作深深震撼。他们的诗歌所蕴含的气象,是几十年来被主流诗歌界和社会大众所忽略的。这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

秦晓宇多次表示他对年轻的打工诗人许立志的赞许。“(许立志的)《一颗花生的死亡报告》完全抄袭了某一花生酱的产品说明书。我曾断言,现代艺术与现代文学有许多可以共享的观念和手法,但毕竟是两码事,譬如现成品艺术在文学中就不成立。而这首诗令我稍稍改变了看法。”

这颗死去的花生,具有十足的象征意味。

“死亡报告”罗列了花生酱的品名、配料、产地、日期等等工业生产中最常见的数据。工业时代,这样一件商品的生产要求着或者关涉着某些东西的死亡和消失。它们被流水线用纯熟的技艺谋杀,那张冰冷的说明书,恰恰是它的死亡报告,也恰恰是,一项最具力量的指控。

这首诗改变了秦晓宇对文学中现成品艺术运用的看法。他深刻地体会到,工人诗人的作品中蕴藏着与受到的关注全然不对等的价值。因此他决心将他们的诗歌发掘出来,编辑成集,告诉人们关于工人和这个社会的故事。

秦晓宇曾被问及诗歌“更现实”的意义。来自底层的诗歌究竟能否帮助改善中国工人的处境?秦晓宇对这个问题的思考相当理性。他对所谓的现实意义表示怀疑:“文学能够承载工人诗歌的未来,我希望能够改善他们的生活。但是我们并不指望这个能够有多大改变,因为有没有这本书,该改善的还是会有改善。”

显然,他不抱有过分的期许,一切不过是最好的祝愿。

在《诗典》的内容简介里,工人诗歌被赋予了启蒙意义和文学价值,也承载着为底层立言的意义、历史证词的价值。

而秦晓宇更切实的想法是,让底层发出的声音抵达更多的人,并在公众心中唤回诗歌的力量。

两者或许不悖。

7.jpg

笔底流走,是追云不见的厂间过往,还是抽足泥淖的工线寥生


免费观影:

尖椒部落包场邀你看《我的诗篇》纪录片,50张免费观影劵等你来领!赶快奔走相告吧!

延伸阅读:

【视频】邬霞:我觉得诗歌最能抵达人的灵魂

【视频】吉克阿优:从大凉山到嘉兴,我在羽绒服厂填着鸭毛

尖椒部落.jpg

发送
获取验证码
确定
恭喜您投票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