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工的尖叫是刺破黑暗的力量

潘毅 · 2016-03-16 13:34 · 破土网
摘要:阿英在工厂工作,她的身体经常感受到莫名的疼痛。她24岁,却精疲力竭,觉得身体已经无法支持自己工作很久了。在梦境中,她因为恐惧和某种冲动爆发出一声尖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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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声尖叫刺破了黎明前的黑暗。它又来了,就像往常一样,在凌晨四点钟的时候。阿英又做了同一个噩梦,并再一次尖叫起来。我被那鬼魅一般的尖叫声惊醒,可它却已经消失了,夜再一次沉入无边无际的静寂之中。

一九九六年四月,我在深圳一家港资电子厂(流星厂)工作,阿英是在这家工厂打工的一个女工。

阿英的夜半尖叫已经持续了整整一个月。她说连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而且也无法控制。

听到人家议论我做梦尖叫的事情,我心里很难过。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一醒来,尖叫声就消失了,接着我就又睡着了。不过,我每天晚上都会做同一个梦: 我梦见自己朝着一个码头走,想要坐船渡过一条河。这条河把两个村子隔开了,要想到另一个村子去的话,就只能坐船。……我眼巴巴看到船就要开走了,心里很着急。但是我的身体却怎么也动不了,又疼又累,想动也动不了。我心里怕得要死,因为船就要开了。我眼看就要被丢下了,天愈来愈黑。夜来了,我走投无路了。

阿英在梦中感到的巨大恐惧使她完全失控地尖叫起来。然而就在她发出尖叫的一瞬间,她醒过来,随即又倒头睡去。正是在工厂中与这尖叫声的不期而遇,以及试图理解、解读以及整理其不可能之中的可能意义,驱使我去认识认知的实践。

阿英的尖叫声将我引入一个陌生而危险的场域之中,我从未涉足过这个地方,它存在于声音和文字之间,语言和非语言之间,意识与无意识之间。我知道是痛楚,以及对其体验之不可能使我产生了创造一种抗争文体的渴望。

个人创伤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做那个梦,而且每天都会做同样的梦。码头、河,对我来说是那么熟悉,我好像曾经到过那里似的。……我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梦的?一个月前,我们连续三个晚上被留下来加班到11点半。而且星期日的早上我们又要搬到新宿舍。我觉得很累,浑身上下到处都很疼,身体简直就好像不是我的。我无法控制身体,也没办法止痛。其他人都出去逛街了,屋子里空荡荡的,我使出浑身的力气大喊了一声,声音大得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那声音把我吓坏了。从那以后,我就开始每天晚上都做那个梦并发出尖叫了,一次又一次。……

阿英的梦魇和尖叫类似一种创伤性精神官能症。在表面上看来,她是个普通工人,与其他工人没有什么两样,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第一次见到阿英的时候,她已经在流星厂工作了13个月。阿英在工作中没有犯过什么错误,家里也没有发生过什么重大变故。

尽管阿英的生活中没有出现过什么令她震惊的事情,但是可以肯定,她的意识领域首先经历的是工厂超时劳动所引发的身体痛楚。

我有背痛的毛病,经常痛得很厉害。我到这里工作才几个月,后背就开始痛。你知道,我的工作比起线上的女孩子还算是比较轻松的。她们一天到晚都要坐在那里,而我在生产部的工作只是打字、做记录、记账,有时候还可以起身走走,喝点儿水,休息休息。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背上还是会痛,有时候是后背痛,有时候是脖子痛。

阿英是流星厂生产部的一名文员,这实际上是她的第二份工作。阿英在家乡初中毕业后,曾经到广州学了一年会计。阿英对自己身体疼痛的理解充满了矛盾:有时候她觉得疼痛显然是由于繁重的工作压力所致,但有时候她又会觉得是因为24岁的自己年纪太大,已经没有精力每天埋头苦干上12个小时,对工厂的工作应经不再能适应。在这里,年纪大的意思是指身体状况已经不足以应付工厂的工作。

工厂里经常发生女工在工作中晕倒的现象。五月的一个炎热午后,A线上一个叫阿兰的女工又晕倒了。她的脸色煞白,嘴唇没有一丝血色,冰冷的身体不停地颤抖着。面对阿兰身体的冰冷和疼痛,大家都束手无策,生产线被迫停止了运转。“这是女人的事情、女人的周期,女人的命运。”工厂里的所有女工,这种疼痛,以及这个无法逃避的问题。这种女性的普遍经验无可避免地将工业时间的僵化本质与女性生命之间的冲突暴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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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英说24岁的自己已经年纪太大,不再适合在工厂打工,这句话不仅表明她的身体状况,而且暗含更多的是她所承受的微妙的社会文化压力。在中国农村的文化中,年龄蕴涵着丰富的性别意义。

阿英出生并成长于湖南西部的一个小镇,尽管这个小镇是全省最贫穷的镇之一,但是由于阿英的父母都是镇政府的正式干部,因此她的家境并不差。高中毕业后,阿英努力想考上大学,结果两次参加高考都名落孙山。阿英19岁那年,父母将她送到广州读了一年会计。毕业后,她回到家乡在镇政府下面的林业局当上了一 名会计。

然而无论是工作,还是贫穷小镇的生活都不能令阿英感到满意:经过在广州的那一年,阿英清楚地感受到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她说:“在老家,我虽然是个干部,可是工资只有一、两百元,而在广州即使是一个普通工人也比我挣得多。”而且除了工资差距之外,物质生活方式上也存在巨大差别。

没有年轻人愿意留在小镇上,阿英告诉我说:“镇上的年轻人不管有没有受过教育,都跑到广州闯世界去了。”阿英自己也不例外。阿英与她的姐姐一起去东莞打工,后来姐姐嫁给了一个当地人, 于是她们俩每人向地方政府交了500元钱,便将各自的户口都从老家迁到了东莞。

三重压迫

阿英在东莞工作了两年多,她在一家电子厂当秘书,月薪600元。在东莞打工的第一年她过得很开心,作为一名直接向公司总经理负责的秘书,她在公司的地位很高,而且还能够在工作中学到很多东西,尤其是学会了如何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

然而最终,一段暧昧的感情却迫使她离开了公司,甚至离开了东莞。因为她和公司总经理——一个40多岁的香港男人——有了私情。

一天晚上,在一起去书店的路上,阿英向我讲述了她的这段往事:

他对我特别好,就像个叔叔似的,他教给我很多东西。说老实话,我并不恨他。我们在工作上是好搭档,他从来没有骂过我,也没有批评过我……但是他在香港有家庭,有妻子,还有儿女。有时候她们会从香港来探望他,一家人看上去很幸福似的。他想让我做他的情人,而且说如果我愿意跟他,他就给我找个地方住,照顾我。你知道,现在很多女孩子都希望找到这种关系,让男人来养她们。她们不介意没有地位。但是我很犹豫,怕万一出了事自己控制不了。说不定会影响我一辈子。

阿英拒绝了这种关系,并离开了公司。然而,离开东莞又使阿英不知道应该何去何从。

我犹豫不决,是回家?还是去别的地方找工作?开始的时候我真的不知该如何是好。我很想家,很想回家。但是我发现自己别无选择。我的户口已经迁出来了,所以我不可能再回到镇政府工作了。我发现自己已经无家可归。我不能这个样子回家。

就在那一刻,阿英意识到自己的生命一旦抛出,便再也无法回头:她的生活从此再也由不得自己控制了。她经常告诉我她在到处漂泊。然而矛盾在于,为了避免失去对自己命运的主宰,她毅然压制了自己爱一个男人的欲望;而现在,她发现自己已经陷入这种不由自主的境地。

我认为这个突然的“顿悟”可能是造成她创伤的原因。阿英省悟到一些她无法接受的东西,而这个省悟是一个充满痛苦与拒绝的过程。

离开东莞之后,阿英在一个亲戚的帮助之下,在深圳找到了现在这份工作。然而这份工作她却做得并不开心:作为公司里的一名普通文员,阿英不再拥有任何像在东莞时候那样的地位和特权,在她的上头是一个庞大的层级架构。她很清楚,如果没有特殊的关系,即裙带关系或亲属关系,晋升的机会可谓微乎其微。像流星厂的其他工人一样,她每天工作12个小时,而且还要加班。

我以前从来没有想到工厂里剥削这么严重。我知道老板们总是能赚很多钱,工人的工资却少得可怜。在东莞工作的时候,所有人的工资我都晓得。……工人工资很低, 总经理在饭店里吃一顿饭的花销要超过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工人之间也不平等,有些人的工资是其他人的两、三倍。但那个时候我从来没想过为什么,我接受现实, 觉得这是人各有命。

阿英在流星厂的月薪只有550元,比在东莞的时候少50元。她认为自己应该赚得更多,因为她在厂里所做的工作超出一个文员的职责范围。作为一名既会做图表又能做会议记录的打字员,她实际上承担了生产部办公室的大部分工作。

在流星厂,工人们普遍都强烈感觉到自己是一件商品,阿英尤其如此。在市场力量取代国家指令对社会生活进行管制的改革时代,急剧的转型孕育出一种疏离感。农民们离开土地进城打工,城市的生活与农村完全不同,在城市中,她们只能靠出卖劳动力换取金钱。“卖身”所指的不仅是女人将身体出卖给男人,而且也可以是工人将身体出卖给资本家。打工者必须意识到自己是无产者,因为离开农村和土地的时候,她们除了自己的身体之外,一无所有。

尽管如此,阶级意识的表现却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阿英在东莞的时候比较愿意去面对工厂生活,觉得“卖身”给公司很合理。而到了深圳,她开始抱怨工资低,并对不平等和剥削愈来愈敏感。她对老板的看法也随着环境而有所改变。她现在将自己放在一个完全对立的阶级立场上。在东莞的时候,阿英的阶级地位并不明确,而现在她已经完全清楚自己的地位:

以前我管人,现在被人管。……在那些经理眼里,工人就是可以随意扔掉的东西。

由于工厂的工作时间长,以及劳动环境恶劣,有些工人幻想有朝一日能成为小资本家,有些人则比较现实,知道自己在工厂辛苦劳碌几年之后,将不得不返回自己的户口所在地——农村。对于女性来说,这就意味着要赶在年纪太大之前把自己嫁出去。除非嫁给本地人或者以其他方式将户口迁入城市,否则她们几乎都是无望留在这个城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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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结婚,阿英也是进退维谷。24岁的她已经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婚姻大事。在农村,24岁几乎是女性享受单身生活的上限,而保持独身几乎是不能想象的,婚姻仍然被视为女人的“终身大事”,女人的最后归宿应该是在夫家,而不是在娘家。拒绝结婚并非不可能,但是一旦这样的话,女性从此便要完全依靠自己,而且还会遭到家人反对,也会令家门蒙羞。女工经常是分裂的:在家庭的期望和工作的要求之间,在婚姻的压力和城市生活的诱惑之间,左右为难。

很明显,资本主义机器恰好利用了这些个体的冲突与文化的期望。一般来说,大多数女性到了23、24岁的时候就会主动离开工厂。她们将自己生命中从16岁至 24岁的这段黄金时期“贡献”给了工厂,工厂则最大限度地榨取她们年轻的劳动力。工厂中数年如一日、每天12个小时的繁重劳动使女工们的身体被累垮。接下来正好是结婚的“好”时候,她们将生儿育女,为父权制家庭贡献出她们的一生。

阿英对自己将来的婚姻没有半点头绪,她本来的最后打算就是在农村老家找个丈夫,但是她原来在老家的户口却已经被注销。每当她想到自己的婚姻大事,便感到很迷茫。

有一天,我问阿英:“你为什么不在深圳或者东莞找个男人嫁?”

哪里有你想象的那么容易。有深圳户口的男人不会找农村女孩子。这里有很多漂亮女孩子供他们选择,北方的、大城市的……。在东莞的时候,我姐给我介绍过几个对象,但不是我不喜欢人家,就是人家不喜欢我。总之不容易啊。

阿英说她有时候也考虑过干脆不结婚算了,但是她也不愿意让时光虚度。

我该怎么办呢?但问题是我要找份工作养活自己。真不知道我这样的身体还能撑多久,即使身体撑得住,我想工厂也不会愿意要一个老太婆吧。

说完后,阿英便一直沉默着,一言不发。阿英对生活的焦虑不难理解了,倘若是国家及其户籍制度束缚了她的流动,那么便是资本主义机器榨取了她的青春与活力,而父权制文化又助纣为虐地将她推入这种绝境之中。三重压迫,我们已经愈来愈接近阿英的梦魇与尖叫了。

阿英将挣扎连同痛楚一起推入梦中,以此恢复身体与自我的统一。在梦中,她并没有放弃,而是继续无望地挣扎着:她正在跑着穿过一条河,试图到达一个陌生的地方。

有时候我觉得梦中的场景很熟悉,我从前一定曾经到过那儿。就好像在召唤我回家一样,我跑啊跑啊。……

对于她来说,梦就像一个家;梦是存在的栖身之所,是希望,是实现现世存在的极大可能。但是在梦中她却总是在向着某个陌生而未知的地方奔跑。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拼命想过那条河。可我就是打定了主意要那样做,去追那条船。我很坚决。看到船开走了,我发觉自己好像一下子充满了异乎寻常的力量。……好像要去冲开挡在我面前的一切障碍。

一 个24岁的生命还太年轻,不应该枯竭。这是一个过客、一个放逐者的体验。尽管她实际上进退维谷,身体的痛楚更是将她撕裂,但那冲动、那呼喊,却正是她寻找新事物的强烈欲望。尽管在意识与无意识之间存在着一条裂缝,但是阿英由于穿过了无意识,因此挽回了一个失去的自我。

阿英在梦中的失败再现出她的窘境:进退两难。然而她继续挣扎着想移动她那精疲力尽、动弹不得的身体。对未来的憧憬,又一次在梦中遇到障碍,她爆发出一声尖叫——这是最真实的抗争,在梦的边缘将自己唤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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