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张触动心灵的照片,8个追讨健康的女人 | 国际工伤日

小胖椒 · 2016-04-28 16:47 · 尖椒部落原创首发
摘要:对工人来说,身体和体力是所有的本钱。工人用体力支撑起世界工厂的运作,用身体承受工厂里无时不在的危险。4月28日是国际因工伤亡纪念日,8位曾受工伤的女工面对镜头,讲述她们的痛楚、挣扎与抗争。

“工伤”、“职业病”、“苯中毒”……如果没有实际接触过,可能很难体会到这些字眼的沉重。

工伤的定义是由于工作直接或间接引起的事故伤害和职业病伤害。4月28日是国际因工伤亡职工纪念日,8位曾遭受工伤的大姐向我们分享了她们的故事:她们之中有的因操作机械受伤,有的因工厂管理不善发生意外,还有的因长期接触含苯的化学物质导致苯中毒,不得不终身接受治疗。她们把美好、健康的年华贡献给这座城市,日以继夜地创造财富,最后却只收获满身伤痛,以及来自工厂的一记耳光。

因为害怕和工厂起冲突,很多大姐无法公开露面。即使如此,她们还是勇敢地站出来讲述自己的经历。镜头前的她们,无比坚强而美丽。

唐姐:被电流弹到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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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李东东

唐姐个子小小的,说起话来很快,带着浓浓的四川口音,出事之前在广州一家五金厂上班,操作冲床。

2010年8月的一个晚上,她加完班准备去小休。手刚碰到冲床开关,就感到一股电流窜到了全身,随之被弹到地上,当场脊椎和头部受伤。事故发生之后,唐姐只拿到了最初的工伤认定书,后来这个伤害又并发出了干眼症、耳聋等,但这些病痛都没有得到新增补工伤证明,伤残等级鉴定也一直未能下来。

现在,唐姐与同样受了工伤的丈夫生活在一起。由于脊柱受伤不能久坐与长时间站立,她一直没有再去工作,两个人每个月的收入来源就是丈夫的2000多元工资。唐姐每天最常做的,就是戴上眼镜,坐在硬板床上,看厚厚几大叠的材料,做上一个个标记,预计下一次的开庭时间;或者骑着一辆粉色小自行车,穿梭在城中村的街道小巷里,当成平时为数不多的运动。

彭大姐:一边治疗,一边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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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李东东

彭大姐怎么也没有想到,偶然的一次摔倒,会让自己拄了近三年的拐杖。

2013年11月,彭大姐走在去打卡的路上,通道因为沾满了水和废料油而变得非常湿滑。一个踉跄,她就滑倒在了地上,右脚踝立马变得肿大,整个右脚也失去了知觉。

后来在辗转的治疗中,彭大姐一共做了三次手术,但骨折的右脚仍未恢复基本功能。不能抬脚,不能弯曲,平时走路时即便是拄着拐杖不需要怎么用力,也会感到隐隐作痛。

由于有部分病症没能得到认定,彭大姐一边进行治疗,一边继续维权。现在的她与一个朋友同住,靠厂里发的1550元底薪生活。

红梅:希望帮助更多打工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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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李东东

红梅爽朗爱笑,远远看上去脸上还挂着稚气,看不出已经做了母亲。

2003年,红梅离开校园,一路南下来到广东打工,即使平时的加班加点已经很劳累,仍然坚持学习进修。两年后,红梅成了跟单员,工资也翻了一番,辛苦终于没有白费。一切都向着她的目标顺利进行,却被2008年的那场工伤打断了——在处理样品时,红梅的左手被压在了高温的机器下,血肉模糊,最后不得不进行部分截肢

经历了迷茫、痛苦,在劳工NGO的帮助下,红梅与工厂周旋了两三年终于拿到应有赔偿。后来的红梅选择也成为一名NGO工作人员,并筹建了“向阳花女工中心”,帮助更多的打工姐妹。

刘姐:医疗费是沉重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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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小熊

刘姐2013年体检时查出血常规异常。她所在的电子厂先是拒绝提供工伤认定授权委托书,胁迫刘姐签署“如鉴定结果与厂方无关,一切费用自行承担”的协议,后来又只承认生产过程中使用三氯乙烯,和刘姐的检查结果不符,导致她一度无法认定工伤。刘姐向相关部门求助,当地安监局突击检查,才发现工人在工作中接触到苯。最终她被确诊为职业性肿瘤,伤残等级为3级。

出院后,刘姐依然常感到疲倦,并且要忍受眼睛浮肿、恶心等药物反应。现在她需要接受定期检查和药物治疗,每月花费3万元,家里两个孩子都在上学,全家的生活都由丈夫来承担,工厂支付的赔偿只是杯水车薪。

邹姐:血汗工厂的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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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小熊

邹姐14岁就来到深圳打拼,因为年龄太小,没有正式工作,只能四处做学徒。她好不容易等到可以做正式工,进入一家印刷厂,却要面对恶劣的待遇:工厂不签合同,也没有社保,每天要工作12至15个小时,经常整月无休,却只能拿到最低的基本工资。直到两年前检查发现血常规异常,她已经在这个行业工作了19年。

2015年,她被确诊为苯中毒。厂里只是按深圳最低工资标准给补偿金,而不是法定的平均工资,更不用提加班费。

李姐:工厂让她写完感谢信就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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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小熊

51岁的李姐已是满头白发。在沙发厂做了5年裁皮工后,她被确诊为慢性白血病。工厂一得到李姐生病的消息就在厂里发动捐款,募集到9000多元,要求她写感谢信,拿钱走人,和公司“两清”。李姐拒绝后,工厂又不断要求她辞工,并反复强调她的病是自身原因,和工作无关。

李姐一筹莫展,只能反复去劳动站和街道办求助。2010年,她在别人提醒下去广州做了职业病诊断,结果被主管痛骂:“对你这么好还整我!”

李姐说打官司和申报工伤那段时间压力非常大,头发一下子就白了:“生病之后没工资,厂里又不肯给钱,老公又要帮着我到处跑,没法工作,家里一个孩子上大学,两个还在读高中,人生好像一下子跌落谷底。”

戴姐:万幸还能发现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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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小熊

戴姐在深圳工作了20多年。2013年她去体检时,发现自己的健康状况异常,工厂拒绝为她做复查。于是戴姐自己找卫生监督所,于2014年7月被鉴定为职业苯中毒导致的白细胞减少症。在这期间工厂始终不愿配合,反复拖延,赔偿金也只给底薪,还要扣除社保。“反正就是该扣的扣,该给的不给,就算打官司赢了,他不给钱也没办法。”戴姐无奈地说。

戴姐刚进这家玩具厂时是保洁员,后来转成油漆工,这一点很“幸运”:有毒的气体充斥整个车间,每个岗位的工人都很难幸免。然而公司只为保洁员提供普通的健康检查,只有在拉线上工作的工人才能参加职业体检。如果不是被调岗,戴姐甚至没有机会及时发现异常。

王姐:曾想在工厂跳楼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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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小熊

王姐个性爽朗,和所有人都很熟络。病友们说她很爱美,喜欢穿旗袍。拍照时她穿着修身的裙子,有说有笑,看上去很有精神。但王姐说这是因为化了妆,平时她素颜的时候就是浮肿虚弱的样子。

2013年2月,王姐进入深圳一家电器厂做丝网印刷,没过多久就感到头痛、全身无力,脸和手开始浮肿,皮肤瘙痒。她的手上有伤口,接触到化学品,很快就烂出一个坑。领导接到反映后,只是不断把她调去其他岗位,并且一直不让她看职业体检报告。

直到有工友偷偷告诉王姐体检结果有问题,她才意识到自己可能患上了职业病,开始向工厂讨要说法。厂里却传言说她得了传染病、精神病。王姐被同事疏远,工厂又趁机逼她辞工,她感到痛苦万分,一度失去活下去的勇气。

如今王姐几经周折完成工伤认定,工厂却连每月2000元的赔偿金也无法保证。于是她发起诉讼,目前正在等待一审判决。

根据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4年我国安全生产事故死亡人数为68061人,同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评定伤残人数为55.8万人。由于缺乏劳动保障,工厂又多番推诿、拒绝履行赔偿责任,工伤工友的维权之路异常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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