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长原文)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休息工作就又来了…… | 护士节

JM · 2016-05-12 17:57 · 尖椒部落原创首发
摘要:JM是美国一家养老院的护工,她记录下了自己身为黄种人在工作中受到的歧视和老板对工人无休止的压榨,以及她和同事如何团结一心,从管理层那里夺回“被偷走的时间”,还工作、同时也是还“人”以尊严。

易读版:

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休息工作就又来了…… | 护士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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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左丘

我在一个死亡之境工作。人们来到我们这里等待死亡,而我和我的同事们会在他们生命的最后一段旅程里照顾他们。有时这段旅程耗时几年或者好几个月。而其他时候,他们花了几个礼拜甚至几天就抵达了生命的终点。在工作中我不断地记录着时间,在每一次轮班里,在约好的亲友探视间、在那些每月我从来不参加的虚伪会议、在“每月好员工(也就是最佳拍马屁精)”的通知内、在每年时薪增添20美分的瞬间、还有在每次我被叫进人事部办公室的时候。

养老院的老人们也有他们自己的节奏。他们生命余下的时间可以被很多事情跟进记录,例如约好的亲友探视,爱他们的人过来和他们一起吃饭、告诉他们家中有新小孩出生的、焦急地在窗前等着心痛的时间结束的次数。他们人生中还剩多少时间可以被他们吃的东西估计:从加工过的食物到流食(这是为了配合他们下咽食物的困难程度)。他们的转变还可以从他们穿的东西估计:从内裤到纸尿裤。使用尿布是比失去行动力更难适应的恐惧。对很多人来说,尿失禁是失去独立的一个显著的标志。

很多我照顾的老人至少在最初,都能体会到这些转变并且产生各种各样的情绪;从羞耻和愤怒到抑郁、焦虑和恐惧。他们是经历了经济大萧条和二战的一代。对于他们而言,变老和他们在二十世纪中期那会儿依旧壮丽而喧闹的青年时代相比,是一个背道而驰的扭曲事实。

“我很害怕死亡。我不知道我会去到哪里。”,一个叫Lara的老人和我说道,她的双眼充满了恐惧。

“Lara,你会去天堂,你会很开心的。”我回道,然后喂了她一勺菠菜汁,“跟我说说你的儿子Tobias吧。”

于是Lara开始讲述那些重复了一万遍的关于Tobias 的事。这几年我一直在听她说她儿子有多么的孝顺和聪明,她还她儿子十几岁时的照片放在了床头 。尽管这个她深爱的儿子从来没来看望过Lara,但他的名字和与他有关的记忆依旧可以令Lara平静下来。

Lara一直在注意着别人,特别是Alba和Mary。在食堂里,这两个老妇人通常会坐在她的两边。她们两个有着严重的老年痴呆。为了确保Alba是不是吃得开心,Lara会看向我的同事Saskia然后问:“她在吃吗?如果她不在吃,不要逼她。她饿了的时候就会吃了。”一直很高兴的Alba笑了。她听懂了吗?还是说她只是在她一贯的乐观情绪中?“Lara,Alba很好。有你一直关注着她,她当然没事!”我们偷笑着。这些都是值得珍惜的点滴时光。

在养老院,这样的时光很珍贵,因为它们很稀少。

“这些老人活在被偷来的时光里”,像我一样是注册护工的Alind这样评价道,“有些老人他们来这里之前就已经死了。”

他说的“死”,并不是说老年痴呆造成的脑退化和阿兹海默症,他说的是许多老人感受到的绝望和孤独。这些感受并不仅仅是因为肉体上的疼痛也不仅仅是因为他们老了。这些感受是因为他们被孤立;被他们爱的人抛弃;被关在院里高墙之内而感到的愤怒。他们在年轻的时候为了生活费尽心血地奔波努力,并不是为了换来这样一个像流放一样的结局。

Alind说到的“死”,还指那些老人们口中多次喃喃自语的对不起;他们在弄脏衣服后有时会一边尴尬地道歉一边羞愧地流泪。这是我们护工每天直面“死去”,这也是养老院有时希望扭转的“死去”。

于是管理层尝试通过组织保龄球运动、棋牌游戏、歌唱大会等娱乐活动来复活在时间流逝、挣扎移民、生计奔波还有变化无常的人生中失去的东西。他们把来自家庭和朋友的温暖替换成热茶、饼干和陌生人的陪伴。他们爱的人有着和他们一样的人生轨迹,例如移民身份、工作范围还有理想模式。这些人用床头照和时不时对近况的更新来减轻他们因为无法陪伴亲属而产生的焦虑和愧疚。而我们这些护工则在这些阶段性的事件中间见缝插针地出现,来带老人们上厕所。

在大楼里唯一一件光亮而通风的房间里播放的音乐并不是给我们这些移民者,也就是低成本劳动力的。我们的服务局限于处理排泄等身体失禁的情况。和只做清理的有色人种不同的是,白人女性穿着美丽的衣服,拿着更高的工资,而只需要陪伴白人老人玩一些娱乐游戏。工作的单调和压力,我们只能自己承担。

养老院的管理层将那些偶然的、仔细选择的、上镜完美的时刻定格在宣传小册子的首页,用来大力宣传他们的设施。天主教的养老院当然是一个“生命被欣赏”、“重点关注人类尊严”的地方。而实际上,他们压根都没有把这些口号实现,哪怕是稍微的尝试。在恶劣的条件下,我们只能努力拼凑出诚恳的人性关系。而我们怎么去做,不是老板们能够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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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养老院宣传图:面带笑容的老人和尽心尽责的护工和谐相处(图片来自网络)

我们护工也活在被盗走的时光里。这是唯一能把事情做完的方法。当我最开始从学校出来开始工作的时候,我被工作中要求的工作量和每项工作需要的细致和周密的程度吓到了。我努力完成我的护理计划:老人的日常移动;他们的食谱和日常习惯;他们戴不戴助听器和眼镜;他们的洗澡时间表;他们坐轮椅的时候需不需要警报装置;他们需不需要搁脚凳、脚套、导尿管;他们的便携式氧气罐应该设置到二级还是三级等等琐事都是我需要注意并且负责的。

我需要把所有的信息铭记在心,而我仍旧在尝试搞清楚怎么把好好照顾八个老人的任务平衡到每天的仅有八个小时日程表里。这些老人有不同的移动方式(包括用不同的电梯);他们最多每两个小时就要上一次厕所;他们的生理功能无法预测,他们吃饭需要两小时;然后每次换班前还要帮他们洗一次澡。

我从另外一个叫Saskia的新员工那里得到了很多帮助和支持。另外两个和我在同一个部门的护工,Jess和Maimuna劝我:“不要急,没事的。如果你急了,事情会更难做,而且你会忘事儿。”但我们依旧在走廊里小跑着,尝试尽可能地完成工作。只要我们在心里把握好自己的压力级别并且深呼吸,我们就能减轻焦虑并且更加仔细。

老人们感染了难辨梭菌的时候是最困难的时候。难辨梭菌是一种在服用抗生素的人群中很容易散播的细菌感染。感染了难辨梭菌的一个最明显的特征是腹泻,也就是拉肚子。我在养老院工作的第二周,我负责的八个老人中的五个感染了难辨梭菌。在那一周里不管我怎样地留意和保持头脑清醒,我都忙得像只无头苍蝇一样。我不断的清理、擦洗、换尿布、换床垫、移动老人、给老人换衣服和床单;不断地重复、重复、重复……

然而,这份工作让我非常欣赏新认识的同事。Saskia和我在老人们“腹泻灾难”的时候相互扶持建立起了很好地关系。她告诉了我很多工作方面的不一样的信息。我和她在忙乱的时候建立起来的信任和团结让我和其他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同事也逐渐熟悉起来。她们同样在工作方面给了我很多建议。

Saskia是一个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大专生。她刚来美国,还抱着对美国梦的激动。这份护理工作,对她而言只是实现梦想的第一站而已。而我作为一个在这里生活了十年的亚洲移民,是她第一个外国朋友。在休息时间的时候,她跟我们分享了在老家的血泪史,而我也学会了感激这些在我身后支持我的人。

渐渐地,我发现向管理层报告涉及危害健康或者违反安全的事件、傲慢的护士主管还有过度工作的员工还分到坏掉的工具,是没有用的。除非国家监察部门来年审,没人会更新对员工的爱心计划;没有人来告诉我们关于新住进来的人的重要信息;没人认为在健康防护方面对我们进行培训是一件重要的事,或者愿意花时间来及时修好职工轮椅。

我们只能一催再催,不断地问,然后记录记录再记录我们的尝试。万一有什么可以避免的意外发生了,我们不会被追究责任。无数次的情况下我们都不得不绷紧我们的后背和手臂来弥补工具短缺和缺少培训所造成的劣势。甚至在老人们感染难辨梭菌的时候,我们还需要为了争取防卫衣而费尽口舌。“你只需要避免排泄物喷到你身上就可以了。你现在还不需要防卫衣”,或者“你确定是难辨梭菌吗?还是只是普通的腹泻?你知道你只能在对方感染难辨梭菌的时候你才可以认领防护衣吧?”。仅仅是为了获得一件廉价的、防止排泄物沾染到衣服的纸质衣罩,和一个更廉价的面罩,我们都需要和主管僵持不下。

当Jess和我在两个月里关于职工自动梯对我们和病人的危险抱怨了太多次的时候,我们因为“对管理高层不尊敬”而被叫进了人事部的办公室。人事部主任是一个叫Sabrina的瘦长的白人女性。她说我们在公众场合不恰当地表达了我们的看法。“这是行政管理的一部分”,她说道,我们应该心怀感恩。之后我们只得到了一份书面警告。

我震惊于我们竟然蠢到去报告,这是有多么地讽刺;并且我也震惊于管理层有多么不关心老人们的健康。现在我的心里都是沸腾的愤恨。

在八个小时内同时照顾八个老人还给他们洗完澡不是容易的事情。但是通过一心多用、牺牲休息时间、始终小跑着走路这些方法,任务还是可以完成的。在以前,尽管我们投诉过我们休息时间不够并且经常抱怨体力透支;在没有得到回应的时候,我们还是不情愿地宁愿委屈自己也要完成工作。我们想要有一天,我们能够在换班的时候坐下来签字,和同事还有老人们聊天,然后再打卡离开。

十月份的时候,事情变得不一样了。

Roseanne是我们新上任的护工服务处主任。她宣布我们楼层的护工人数要从现在的四个变成三个。第四个护工专门去帮助老人洗澡。本来被安排在二十四小时内完成的洗澡任务,现在需要全部在白班完成了。剩下三个护工则负责之前四个护工要做的事。

“这和你们现在的情况区别不大”,她微笑着说,“我是新来的,我想做些改变。这样会更有效率。如果你有什么想法,就到我办公室找我吧。”

“有没有可能另外招一个人来做全职的澡工呢?我们这层真的需要四个护工来照顾老人。”我并没有多想就脱口而出这句话。

“不。如果我们招多一个人,你们就有人要被炒鱿鱼。如果你们还有别的问题,就过来和我沟通。”

我的同事和我面面相觑。如果我们一个个去她的办公室,我们就会被盯上。这是个陷阱。

那天回到食堂的时候,行政助手Lorena同意代表我们去和Roseanne说这件事。

我们希望表达对她的支持。所以在那周工作都结束的时候,所有二十五个白班的护工针对新的职员安排写了张请愿书。通过计算我们发现,新的工作安排在八小时里只留给我们二十五到三十分钟来照顾每个老人。我们下定决心要跟管理层沟通:这样的安排只会让我们急冲冲地工作,这对老人们和我们都不安全。

当我们八个人在阳光明媚的走廊并肩前行的时候,短短的几步路好像走了很长很长。这是我们第一次集体毫无保留地说出我们的心声。我们都很紧张,我们不知道这件事会怎么发展。

我们在第二天收到了答案。养老院的主任把我们叫到了一个大型会议里。

“如果你们要形成联盟,我们只能把你们都炒了。”

会议结束。

在这之前,我们愿意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来完成这份工作。现在我们意识到无论我们工作了多少,无论我们为了改善老人的生活而牺牲了多少,在管理层的眼里,我们都是养老行业里最容易被替代的消耗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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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院管理层对护工的轻视反映了他们对待老人的真正态度

当我们计算完成工作需要的时间时,我们发现劳工法要求我们可以有两个十五分钟的带薪休息,还有一个三十分钟的不带薪午餐时间。老板不给我们提供这些休息时间是违反了劳动法的。

在外人看来,十五分钟可能并不重要。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在麻木地清洗、快速地走路还有寻找护士中间可以稍稍休息。护工们总需要做更多、更多还有更多的事情。需要做的事儿多得看不到头,想要休息除非我们辞职。这些短时间的休息对于我们到底是以崩溃而狼狈,还是平静而耐心的态度面对老人有很重要的影响。它们比我们想象的还重要,我们决定不再放弃这些休息时间。

“去休息吧!我会看着这里,”我们会互相提醒。在杂乱的工作中支持彼此去休息,成了我们互助的象征。和内心要求我们坚持一下的声音作斗争而去真正休息,也体现了我们的团结。因为我们为了让彼此去休息,我们需要把工作的步调调整到一个合适的节奏,这样他们去休息的时候不会被看做是浪费时间。没有这种形式的自律,我们会变成那种速度最快的护工,尽管那么做一点都不安全。

所以我们强制性地休息。

但是内部的混乱并没有因此停止。每天我们都问自己:“我们可以一边挤出十五分钟来休息一边按时完成工作吗?呼叫灯此起彼伏地亮着;老人们需要被陪厕;每天必须填的日程表还是没有完成。当我们休息的时候,六个护工使用的自动梯则可以被自由地使用。

我们身体对休息的需求和老人们身体的需求被对峙起来。每天需要衡量这个道德困境,对我们的精神来说是一件很消耗的事。不管我们做出了什么选择——是关心我们自己的身体还是对老人的关心,我们都把内在人性化的东西深深地封闭了起来。关心老人不应该是感觉像在偷时间。

我们护工经常被说是“养老院的眼和耳”。但我们承担的比这个更多。我们的情绪和心里健康是养老院官僚政治的替罪羊。

对于焦虑的家人来说,他们对他们钟爱长辈的生活状况感到关心和忧虑是理所当然的是一回事。这需要我们有忍耐力和同理心,但它也是个挑战。同样的,清理尿布和排泄物也需要耐心和经验。

而跟焦急的家人说我们需要休息,然后让他们理解这和老人的健康没有关系,则是另外一回事。我们经常被认为是“自私、懒惰的移民工”,并且对比起高级的白人社会来说,我们还被认为有着不同的关心和卫生标准。我们特别地记得那些家人冲到白人老板那里去的时候;他们总是对显著的“外国式缺陷”有着新发现,并且想确认我们到底有没有做错。

这些卑微的事情再累也有它的意义是一回事,而在上头指责你为什么还没有完成工作的时候急急忙忙地清理污物有时另外一回事。不管怎样,你用十分钟来完全而温柔地清理一个尿湿了的老人是足够的。用更多的时间只能证明你太慢了(所以不适合这份工作),并且容易被炒鱿鱼;用更多的时间证明你在拖拖拉拉并且故意地为了减轻工作量而浪费时间。钟表走过的每一秒都在工作上冲刷工作、工人还有老人的尊严。它贬低了我们所有人。

我尝试一边拥抱需要同理心的关心带来的挑战,一边又抵抗着像机器一样地工作带来的压力——尽管在老板的口中,关心是这样被定义的。困难的是这里两者之间的矛盾和黑暗。

同理心撑开了我们的边界,让我们能够拥抱人性经历中的共性,尤其是那些我们自己没体验过的经历。对一个前线医疗护理员工来说,我们需要对另外一个人的痛苦产生同理心,也就是希望减轻对方的痛苦。这种心理把我们的工作和别的只需和机器这种没有生命的东西打交道的工作区分开来。

工厂工人和护工都维持着社会的正常运转,我们的工作不比他们的高级,但是有区别。工厂工人和他所生产的东西是脱离开来的。他生产了东西,然后对这个东西会被发向哪里,会被谁消费(通常都是他见都没见过的人)则完全没有控制。和他们的生产直接相关的是他们老板的利润而不是消费者的需求。如果老板逼着他们加快速度然后生产了不够安全的东西,她可能从来都不会直面被这种产品伤害的人。

对于护工来说,我们的隔离感来自于我们会和受到我们劳力影响的人打交道。而当我们没有像应该做的那样去关心这些人的时候,我们是可以眼睁睁地看到后果的。在这种矛盾面前,我们需要不断地培养和提高自己对同理心的敏感度。所以我们抱着足够的开放度来有弹性地并且恰当地回应病人的需求。

养老院尝试用他们自己扭曲的方式来向我们植入很肤浅的同理心。老板总是以一句话作为员工培训的结尾,那就是:“现在要把这些老人当做你们自己的父母亲来对待。你们自己的父母按铃的时候,你是不会让他们等的!”

我们并没有被这句话启发,而是冷笑了起来。

除了在心理上利用和我们异地的亲人之外,经理们还入侵了我们心里另一个地方,把很多工人遇到的困难变得不再重要。和同事相处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都会说起自己异地的亲人。我们会想象和讨论那些帮他们移民到美国和我们相聚会产生的困难和挑战,或者担心我们这点工资到底能不能养活他们。

我们商量过自己组织起来去跟管理层要求招募更多员工。这样一来,我们就不用急急忙忙,也会真正有时间为老人们提供像我们会提供给家人那样的关心了。害怕失去收入,(这样就没法填好那张能把家人带过来8641绿卡申请表)的压力压迫着我们的神经。我们被迫和家人生生分离,而现在我们无耻的老板们试图利用我们对家人的爱来逼迫我们加快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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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平等富裕”的美国梦驱使各地劳动者为了绿卡而不断奋斗

我们不是唯一一群哀叹养老院的环境里里没有一个好的机构的人。实际上,老板把我们当成无知小孩来对待,这是他们怎么对待老人和残疾人的一个反射。想要给老人们提供真正的支持和尊重他们决定的细致照顾,需要更多的工时。然而老板压根不会想给这些多出来的工时付钱。很多家人也负担不起更多的工时,因为他们自己的工资根本不够高。计算着工时的秒表和省钱的目标压根不允许人性的机构或者工作节奏的存在。

作为工人,我们发现自己身处交叉火力中:一方面,一个无法质疑的残忍的官僚系统压制着我们;另一方面老人们真的需要我们的帮助。每个和工作有关的决定都和道德困境相关。前者总会影响后者。

为了不再天天思考到底是把自己的需求还是老人的需求放首位这种道德谜团。我们很多人都在心里竖起了高墙来阻挡我们自己处理不了的情绪。

我再也不管了。这不是我的错,我知道有人需要我,但这不是我的错。我做不到关照他们。

我们责怪老板。一次、两次……渐渐的,这种话语杀死了我们心里的温柔和生活。渐渐地,这些话语甚至被用来应付那些压根不是管理政策造成的影响。通过伪装,它被用作掩盖草率的行为。

有些护工竖立起来的心墙高到老人们痛苦的嘶鸣都无法动摇他们的心。“这不是我的错”是面对老人们受到不公对待时的托词。太累、太气的情绪消除了工作里的道德选择。“你说我粗鲁是什么意思?这里又没有淤青。没有淤青就没有证据。”他们的墙厚到连同事的指责都无法穿越。唯一限制他们的东西是他们对惩罚措施的恐惧。

剩下人的墙则更低更薄,在我们因为太急然后伤害到老人们的时候,墙会缩回去。

有些人说,你工作的越久,这些墙就越高。我想Alind和Maimuna这样的人已经证明了这句话的错误。我知道是什么支持她们撑过了这么多年。这个动力结合了个人良心和工作内外的社群对她们工作的支持和认可,包括宗教社团。她们所在的社群不断地启发他们,并且保证了她们会对这些老人负责。

对道德责任的需求,甚至是更多的时间和劳力投入都买不来的。我大部分的同事都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和标准,也就是一个强调老人健康的工作文化。工作方面的流言会指出并且中伤任何违背了这些潜规则的人。然而,我们并没有任何能够公开谈论这些的地方,因为关于责任的讨论被管理层完全控制,并且他们还以种族主义和冰冷的态度回敬。如果是我们自己的话,我们会以我们自己的规则互相支持,为工作创造可持续的状况,并且不让任何人来伤害老人。但是现在,不管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负责,我们都必须用耳语、余光和外语来沟通。这样老板才听不懂。

我们给管理层开会讨论职工安排的期限就这样过期了。他们并没有回应我们的联名签署。于是在我们每周的会议上,有些人提议了另外一个计划。那就是我们会在养老院公开我们凄惨的工作状况。我们的传单上写着“我们的工作情况就是老年人的生活状况”,我们希望老人的家人能够支持我们。为了避免被管理层报复,我们找朋友和别的可以联系到的人来帮我们发传单。传单都是匿名的,这样就不会针对任何护工。

那是一个星期天,我们的朋友和支持者们站在养老院外给家人还有义工们发放传单。他们陪着他们的亲戚,也就是老人们,来参加这里的周日服务。

有些人对我们很同情,另外的人并不。有些人把这个行为看做是一个联合行动,并且担忧它会不会让养老院的服务涨价。

“这些话都是无稽之谈,”一个养老院的牧师一边在前门赶走我们的支持者一边说道。一个穿着漂亮衣服的白人女性把灯柱上的海报传单然后把它贴到养老院的外面。新的护工服务处主任和别的行政主管在周日晚上的时候专程从郊区开车到养老院来参加一个紧急会议。

养老院里的我们非常焦虑。我们不知道该期待什么。我们希望这次行动能够让老板们重新思考他们的新政策。

我们并没有想到管理层会施加这种层面的精神压力。他们肯定看了反联盟的手册还咨询了相关的专家。但我和我同事们都没有做好准备。

几天后,我被叫到Sabrina的办公室,在那里她、另外一个行政主管和我的主管对我玩起了红脸白脸。

“我们这是在帮你。别人已经把你的名字出卖给我们了。为什么你还要保护他们?一点都不值得嘛,你不要这么牺牲你自己。如果你告诉我别的参与者的名字,你就不是一个人了被怪罪了。”

“如果你不告诉我别人是谁,我们就会炒了你。”

“难道你要等别人来背叛你吗?”

“你知道吗,你和别的所有跟着这件事情有关的人,都已经违法了。你把老人们的私人生活情况曝光了,你违反了HIPA。你会被炒鱿鱼并且会坐牢。你还会失去你的护工资格证。”

但我的拒绝和否认只迎来了愤怒的瞪视。

“签这个,不然你别想要这份工作了。”

这份文件说的是我传播没有经过公司许可的东西,违反了公司的规章制度。

我在文件上面说我是被迫签名的,还有管理层因为集体行动威胁我的工作。

我那天回到家的时候,我哭了。然后我去全国劳资关系委员会举报了这件事。尽管劳动法的作用不大,它还是有可能帮我保护这份工作的。

老板们认为这是外部主流工人联盟搞出来的事情,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主流劳工组织是公开劳工抗议行动的领导,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他们不相信我们自己可以行动起来。他们认为他们可以用在每月的职工会议上用抽奖和雀巢巧克力块来压制住我们数年来因为过度工作和不被尊重产生的愤恨。他们认为他们可以用50块钱的代金券来收买我们,这样我们就会互相出卖然后成为每月好员工。养老院的门口挂着“我们爱我们的护工”这样的标语;他们认为可以像赢得公众的心那样赢得我们的心。所以当我们决定自己出面改变事情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准备好。

支持我撑过那段管理层尝试把我从我的同事里孤立出来的日子的,是我在这次行动前和每个人建立起来的关系。我们的友情比危险的政治性行动更加重要。支持、安慰、处理关系的建议、商量回国见家人的讨论和怎么适应美国这些事情组成了我们的友谊。在其他时候,我们会讨论伊拉克和阿富汗遭遇的美国帝国主义、突尼斯内乱和埃及民运。“我们在这个工作环境里需要突尼斯人啊!”Alind开着玩笑说。

那些像无头苍蝇一样跑来跑去的日子;那些互相团结来让我们可以各自去休息的日子;那些我们都会主动加班,这样别的过了很辛苦的一天的人就可以休息的日子;那些浸泡着互助和团结的时光在友谊面前被证明是值得的。当劳工抗争没什么用的时候,参与者只能依靠她自己的名声。这很困难,因为名声是很主观的一件事——有些人喜欢你,而有的人可能会因为其他莫名其妙的原因讨厌你。在一个八卦很多的地方,在一个工作压力很容易让同事们产生误会和紧张感的地方,有一个良好的名誉很难。

这么说吧,名誉总是跟一些很基础的事情相关:你在工作中的表现是什么样的?你可以放下自己的偏见去帮助你的同事吗?你是不是喜欢在背后谈论同事的人?你会不会拍领导的马屁?你会不会在工作外和你的同事八卦?你心怀怨恨吗? 我们每天都努力变成更好的人,值得别人的关心,为别人负责,来建立起可以避免管理层攻击的情感纽带。这需要日常的情感和精神的恢复力和克制力。

对我来说,这是马克思提到的,在阶级斗争中,工人阶级会自己转化的情况。我们只有变成了对彼此都好的更好的人,我们才会真正地成功。这种转变需要在阶级斗争的情况下完成。你自己骗不了别人,因为对方一直都有火眼金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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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20日,加州大学附属医院1.3万名护工罢工抗议不公正对待

我和其他几个组织者获得了“麻烦精”的称号。我知道有些人是这么来讽刺我们这些抗争者的,但是别的人这么叫我们是出于尊重和亲密。我清楚地记得工作的地方是多么地两极分化。我有朋友,也有仇敌。当老板跟踪我的工作的时候;当老板监视我做的任何一件小事的时候;当老板有选择性地强化工作上的每一条细微的规则的时候;当诽谤我提早五分钟下班的时候,他们想要通过这种方式来击溃我,而我的压力也前所未有地大。

“他们为什么不直接炒了我?”我问了自己好几次。但是我太骄傲以至于我不愿辞职。Jess,Maimuna,Saskia和别的知道我被盯上的人,帮助我渡过难关,并且时时提醒我领导什么时候会来。

同时,Sabrina,就是那个人事部主任,让我知道“各个击破”是怎么回事。她帮Benny(一个相对害羞的埃塞俄比亚裔劳工)的全家人移民来了美国。这是前所未有的。她在我们都聚在饭堂的时候亲手把文件给了他,想让我们都知道这件事。

对于Joanna,就是那个向管理层告发我们的菲律宾同事,Sabrina给她加薪并且允许她更加弹性地处理自己的工作时间。

联合抗争的心理和情绪上的代价尽管很大,也给我们换来了很多东西。我们现在被各自授权了带薪休息的资格。和以前不公平的职员安排相比,我们现在每个人负责十个老人。以前有的人负责九个,有的人负责十二个。澡工之前要在每班负责十次洗澡,现在只用洗七次。这些是转变性的胜利吗?这是一个有歧义的情况。对我来说,我还拥有这份工作就很幸运了。

“把劳工法当做防御机制而不是进攻武器”,是一条我经常在劳工行动圈听见的口号。这句话表达了:在美国,劳工法没法代替那些参与集体活动的、政治意识敏锐又勇敢的工人。有些时候,劳工法甚至被用来压迫那些集体活动。也就是说,当抗争没什么用的时候,劳工法可以用来获取时间和组织的空间。

全国劳工关系法第七章给了工人在工作岗位组织活动的权利。如果有人可以证明管理层因为这样的集体活动而报复工人,他们必须在工作的地方张贴一封关于工人合法组织集体活动的权利的公开信。

全国劳资关系委员会要求我老板们张贴了三个月的公开信并没有保护我不受他们的秘密骚扰,但是它确实保护了我的工作。

我没有被炒,但是整体的收获却是很可疑的。我们的道德感受到了破坏。我们感到我们获得了一些尊重并且得到了一些抗争经验;尽管这些并不是什么有形的可以被计算的东西。但是不这样想的话,我们的组织行动就彻底死亡了。

那个十二月,很多工人第一次占领了管理层的圣诞午餐。这次我们并没有假笑和违心的祝愿。我们破坏了他们的圣诞欢宴,他们受到了侵犯。

这次失败的行动的领悟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我们的行为太草率了,而我个人的领导又太明显,导致我很容易就被盯上了。当然啦,管理层一直在找让别人退出行动的替罪羊。

在最后,我们的错误在我们遇到的困难面前显得很渺小。我们工作的地方,那个我们为了遵照自上而下的等级规则而花了大部分时间来屏蔽我们自己的直觉和智慧的地方;那个任何个人的表达都会让我们受到精神虐待和压迫的地方;那个愿不愿意主动加班成为了衡量我们是否有同情心的地方,它和我们的关系就像一段虐待性关系。工作岗位上的情感剥削和财政压迫不是我们能够摆脱的,因为我们需要这份工作来维持生活。如果工作是你的亲密对象,它已经构成了家暴。

但是参与这种必要的抗争是很重要的。首先,这件事情给工作上的种族主义还有丑恶的官僚系统带来了恐慌。抗争让他们知道,我们会聚到一起,我们这么做的时候,他们会得不偿失。这让他们变得不那么傲慢,也给了我们一点尊严。

我和我的同事从来没有因为组织抗争行动而丢掉这份工作。同事不愿意出卖我的姿态和在工作岗位上对我的帮助保护着我。当我想放弃然后放过别的不公正的诽谤时,我的同事会说服我继续努力:“你的档案上不该有这样的污点,不要放弃。”

我从身边的独立社群和普通的劳工行动组织者(比如世界产业工人联盟)中得到的支持是很必要的。有很多人经历过同样的事情,他们一直跟我分享经验和专业的策略。感受到我是大集体的一部分,这给了我在管理层的精神压迫下存活的力量。

“滚回你的国家去吧!你这个笨女孩!”Eleanor对Maimuna和我吼道。我们正要把饭后的她转移到床上。

Jeannie昏昏欲睡地咕哝道:“那个有色女孩在哪啊?我要吃东西。”

Joseph是一个退伍的老兵。他会到处挥舞他已经褪色的美国旗帜纹身。他吼道:“说正规的英语!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们护工是无家可归的人。我们被迫离开自己的城市、家乡和家庭来到养老院,一个不在我们美国梦里的工作。我们被自己的语言和背景区隔开:菲律宾人、埃塞俄比亚人、华人、厄尔特里亚人、非裔美国人、白种美国人等等。我们向往着彼此之间短暂的凝聚力和团结力。只要我们聚到一起,老板们总是想通过威压和偏爱来把我们清楚地分割为黄种人、黑种人、棕种人和白种人。

大多数养老院的白人居住者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无家可归。他们落后的理念被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黑人权利运动和越南战争震荡。另外,他们被限制工业化影响下的家乡抛弃;被安身立命的工作碾碎。他们有些人还会回忆起战后工业经济快速发展的好日子。那时候种族主义的社会等级给了他们极大的优势。他们的过去是美国霸权的过去。这是被饭点播放的CNN新闻碾碎的过去。

在老年痴呆和阿兹海默症的侵蚀下,他们关于过去的美丽回忆逐渐消退。在他们生命中最后时光里的尊严,没有办法单单被种族优势的记忆保护。只有美国自己的记忆不像他们的记忆流逝的这么快;只有我们不断地主动回忆起危害我们的种族主义和暴力、南部的警犬与消防软管和越南的凝固汽油、工厂里的种族主义和工业意外和其他在工业经济快速发展的时光里的片段来抵抗他们思乡之情,老人们的尊严才能被更好地保护。

他们在工业发展年代旧时光里的工作年限,现在成了医保和其他保险为他们临终时光买单的保险政策的衡量标准。有些人依旧意识清醒地想要逃避这个事实,其他人在这样的环境中努力表现的最好(例如参加养老院的活动)。所有人都知道,只要他们得了老年痴呆或者阿兹海默症,他们的命运就和别人的没有什么不同。他们的肤色可能把他们从美国的灾难时光中拯救出来,但是在养老院里却没有什么用,更没法把他们从坟墓里救出来。他们也用自己的眼睛、耳朵和身体眼睁睁地见证了美国是怎样在被偷来的时间里奔跑的。

我们在养老院这样一个为了精神上流离失所的老人而构建的环境里生活。大量生产的饭菜、无数的规则和负责量化生产的工人在美国的废料堆上逐渐消亡。在这种混乱里,我们有时会失去自己的一部分。大概只有在被偷走的时光面前团结起来,我们从未想失去的东西才会失而复得。

本文为原作者授权尖椒部落发布。翻译:明燚

原文来源:www.dissentmagazine.org/article/caring-on-stolen-time-a-nursing-home-di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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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劳工运动史上最大的斗争——三井矿山罢工运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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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JM
女权主义者,护士,工人,酷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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