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制造里的“头人”和“族民” | 彝族人在东莞(下)

郭睿 · 2016-07-20 00:00 · 破土工作室
摘要:工头是工人的管理者,也是亲友,维系着彝族人在陌生都市的亲近感,共生共存。没有熟悉的工头带路,父母多半不放心孩子外出。没有工人跟随,工头也无法获取中间费用。大批量、易得、廉价的流动工人,满足珠三角工厂的季节性用工需要。

中间人

东莞作为制造业之都,靠外包订单起家,号称“东莞塞车全球缺货”,在两次经济危机后,“倒闭潮”时现,面临产业结构升级压力,政府也推出了“机器换人”项目,鼓励企业减少用工。小厂倒闭,大厂搬迁,留下坚守的往往是买了地皮自己盖厂房的,这种大厂招工往往比较“正规”,彝族工人难以进去,处境可以想见。

代工厂接收海外订单居多,旺季赶货用工量大,易召集、能吃苦的彝族工人获得青睐。这些临时工不会跟工厂签合同,只跟劳务公司签用工合同,写明工作时间和小时工资,没有“五险一金”。工人由工头批量送到工厂,任后者挑选。进厂后,由驻厂带班负责管理。工人有事往往不会找工厂,而是先找工头。工厂管理起来省心, 没有包袱。

沙马的脸上流出熬夜的疲惫,前一天晚上,沙马和姐夫一起招待远方来的客人,吃饭唱歌。回宿舍之后,想起来第二天发工资要用的工资表还没做,加班做完,已经将 近凌晨两点。早上七点多起来,对工人进行早训。然后去银行排队取钱。沙马老家在凉山普雄——去年因写了“最悲伤作文”红遍网络的女孩子的家乡。

1988年出生的沙马已经有了四个孩子,由妻子在普雄老家带着,沙马的父母也帮忙照顾。沙马一个人住在工厂宿舍里。厂里二百多彝族临时工,主要由他一个人管。打架闹事要摆平,发工资要算清楚借支和扣钱,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找他。

尼莫的妻子和两个女儿也住在工厂宿舍。小女儿刚出生,岳母来照顾月子。家事由女人管。尼莫开的劳务派遣公司里有十来个工头,时常聚会。彝族人爱喝酒爱热闹, 去KTV里唱歌,个个都是一把好嗓子。除了唱“彝人制造”,也唱各种流行,“想留不能留才最寂寞,没说完温柔,只剩离歌”。时下流行的情爱伤春悲秋,一样写在黝黑脸上。

马海尼莫合作的电子厂,17、18号两天赶上客户来厂里查验货品质量,客户也关心劳工的人权问题。 工厂外的马路上飘散着三五成群的年轻工人,大约十五六岁的模样,马海尼莫说自己不收小于16岁的工人。但是客户不喜欢看到太年轻的工人,于是他们就不上 工,放假出去玩。在工厂门口买了零食,脸上洋溢着轻松的表情。爱好滑冰的男孩子,穿着专门设计的T恤,背后画着龙飞凤舞的草书,“彝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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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外打桌球的彝族男孩

曾在东莞做田野调查的人类学博士刘东旭,在工厂里做过一个多月的“卧底”工人。他说客户不仅不想看到彝族工人,甚至不想看到临时工。客户希望自己的工人都有完备的社会保障。刘东旭打工的厂里,中间位置有个车间,两边门一关,谁都不知道里面有人。每逢客户来验厂,所有彝族工人就被集中到那个车间。

曾经的2008年爆出的凉山童工事件,强烈刺激了大众神经,引发对弱势工人群体的同情,让东莞处于风口浪尖,2013年底,媒体再次爆出深圳工厂使用不满16岁的童工。后续报道显示,2008年解救回家的凉山童工79位。

从数字来看,在整个外出务工的彝族人群中显得微小。研究彝族劳工的学者们认为这些并不是现实的全部,童工的悲惨遭遇不仅仅是少数工头唯利是图、蒙昧良心那么简单,其背后关涉到整个中国现阶段的发展进程。被大踏步发展的中国抛在身后的凉山人,急切地想摆脱三餐土豆、攀爬“天梯”的命运。

刘 东旭的博士论文即是研究珠三角的领工制,他认为领工制体现了彝人家支再造,帮助彝人进入并适应珠三角临时工劳动力市场。除了其市场性之外,更重要的是它为 彝人在珠三角的生活和工作提供了一种最基础的社会性庇护,内部以家支、亲戚、地缘、族源等因素为基础形成了一种“无形的社区”。市场性与社会性彼此嵌合, 不可切割,也存在潜在的张力。

工头是工人的管理者,也是亲友,维系着彝族人在陌生都市的亲近感,共生共存。没有熟悉的工头带路,父母多半不放心孩子外出。没有工人跟随,工头也无法获取中间费用。大批量、易得、廉价的流动工人,满足珠三角工厂的季节性用工需要。看起来是“一箭三雕”的局面。

工人受工伤也会先找工头,如果是小工伤,往往是工头自己出点钱算了,把工人送医院治好。偶尔大半夜三四点有人急病,尼莫得立刻赶去医院。工厂女孩子跟汉族工人谈恋爱跑掉,家里跟他要人,得陪着找。尼莫说,干这行,累是累,好玩也好玩,自由自在。尼莫说,工伤严重的,就评残,走劳动仲裁。

然而劳动仲裁,对彝族人来说成本太高,多数人不具备与政府打交道的能力和信心。完整流程走完,往往要耗费一年多。所以工伤者会采取更简单的办法,谈判。背后 有随时出现几十人的同乡团队,工头出面与工厂斡旋,算上医药费误工费等,留下博弈空间,人多力量大,工厂往往有所忌惮,愿意早点息事宁人。这种看似前现代的解决方式,却往往有较满意的处理结果。

比起汉人,彝族人有更强烈的群聚性,使得当地工厂,政府,公安机关的态度显得模糊暧昧。尼莫到凤岗这么些年,一次也没有跟派出所打过交道。派出所或明或暗地告诉工厂,少用彝族工人,单个厂区不能超过150人。

维系工厂和工人纽带的工头,是领工制的关键一环,内部遵循的秩序和规则清晰可见。领工制的根源是珠三角普遍流行的代工分包体制,工厂对临时工的季节性大量需求,正体现了深度市场化。

而一旦代工体制走到尽头,对低技术劳动力的需求下降,彝族劳工,也会被甩出这个轨道。

难关

工头把工人从老家带出来,通常要先垫付车费,帮助工人在东莞安顿,发工资之前,靠向工头借钱维持生活。进厂之后,发了工资再还。“借支”是工人评价工头的标准,工头对他们“好不好”,取决于钱“好不好借”,管得“严不严”。

彝族人在意强壮、漂亮这些主流性别气质。年轻人迅速适应并拥抱都市消费主义。有的男孩第一天发了工资,第二天就去买阿迪达斯的运动鞋,第三天开始跟工头借钱。这种情况,工头往往要“管着点”,如果出来打工一年回家没攒什么钱,工头也不好跟家里人交代。

也不是所有的工头都能挣到钱。刘东旭在东莞做田野调查期间,遇到工头带工人出来,因为借出去的钱太多,工人没找到厂,最后赔了钱。

今年工厂拖欠工资的情况比以前严重。马海尼莫说起三月份,凤岗临近的塘厦镇,有个小工头在出租屋自杀了,叫木苦(化名)。因为厂里发不出工资,拖欠大工头, 大工头拖欠小工头,工人找他要,扛不住,就上吊死了。尼莫只知道木苦是越西县人,老婆是冕宁人,已经回了老家。尼莫讲不出更多的细节,但是他确信,这是第一次有工头自杀。

沙红木是最早到东莞带工的工头之一,好多她早年带出来的工人都做了工头。她也跟东莞民族宗教局往来密切,每逢彝人出现劳务纠纷,她和老公往往被叫去协调。今年,沙红木已经把自家公司的二楼改成了理疗室,培训室,还开始推广中医。

她在厚街汽车站旁边有另一家公司,做劳务中介的同时,也考虑做投资。还在附近开了超市,以及一家名为龙富山庄的农家乐,租了十几亩地,种了果园,餐厅专做彝族饭菜,可是今年的生意也不如去年好,汉族老板们都没心情出来吃喝。

她觉得,现在再开劳务派遣公司,已经没多大意思了。劳务派遣制度眼看就要走到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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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族打工诗人吉克阿优(纪录片《我的诗篇》剧照)

坐在劳务公司客厅的孙友力,收拾好了大包,准备回凉山去伺候丈夫的爷爷。她丈夫跟着沙红木做工头,带一二十个工人,儿子在道滘的厂里做带班管理。她能想到的 还是在东莞打工,和老公守在这里,攒够三个儿子结婚的钱,“等爷爷死了就回来”。去年夏天她在门口算过两次命,头发花白的老头每次都跟她说,你就快有钱了,你儿媳妇就快来了。然而下半年,闭厂潮席卷了东莞。

尼莫显得稍为乐观,今年的换届年,他打算回家竞选村长,继续输出务工事业,还要成立喜德县彝族人在东莞劳务协会,要带家乡更多的人出来,发展,致富。如果不行,就回去开个加油站,或者商店。

工厂招人越来越少,眼看成趋势。尼莫送了十几个女孩子到足疗业,酒店包吃住,每个月交给他两三百块的“管理费”。足疗店还在招人,年轻女孩子在工厂之外找工作并不难,要灵巧听话,按时计薪,每个月多的能赚七八千,少也有四五千。

刘东旭也说,彝族人北上开足疗店的也不少。出来的人基本上是回不去的,东莞的工厂不要人了,那就去找别的工作。

而男孩子,除了工厂工地,看起来无路可去。尼莫说,那就回家放牛放羊。

他更操心的,是希望自己的大女儿能进东莞的公立学校。整个凤岗镇只给少数民族两个入学名额,而带孩子来这边的彝族工头就有十几个。

暴雨过后,一个讲着彝族话的中年男子进到厚街的彝人劳务公司,打听是否招人,负责接待的前台姑娘是汉族,不会讲彝语,用汉语告诉他,这个五金厂不招男工,只要女工。现在大多数工厂都不要男工,春节之后,找不到厂的男工人大概有几万人,不止彝族人,也有汉族人。

中年男子脸上露出失望表情,用汉语交谈几句,转身匆匆消失在积水的街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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