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在韩国:贪欲帝国与白血病女工

Cam Simpson · 2016-07-20 09:00 · 微头条
摘要:很多韩国人对三星满怀崇敬,在韩国GDP中,有近24%来自三星集团的收入。但最近发生的三星工人患癌事件让韩国人开始重新审视政府与国内企业的关系。韩国正在兴起一场讨论:韩国经济的发展奇迹究竟是以何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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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岁韩国出租车司机黄相基(Hwang Sang-ki,音)的家是一座蓝绿色的混凝土砖平房。坐在家中的地毯上,他手里紧紧握住一个小手提包,这个曾经是亮白色的小包由于多年不用,如今变得黯淡无光。他拿出一张照片,13张年轻姑娘的笑脸映入眼帘。她们是三星电子的工友,当天都休息。姑娘们排成三排,互相揽着靠着拍下这张照片。她们身后的大树上满是秋日里发黄的树叶。

“这儿。”黄相基指着中间的两个姑娘说。她们在同一家半导体工厂的同一条生产线上做同样的工作,而且还是在同一个工作区的相邻工位。她们的工作是把电脑芯片浸入同一池化学品中。她们俩都得了急性骨髓性白血病,一种病情发展特别快的血癌。其中一个就是黄相基的女儿黄于宓(Hwang Yu-mi,音)。在韩国,每十万人中只有大约三人是死于白血病。“她们一起工作,然后又相继离世。”黄相基说。这张照片是女儿留给他的少数几个私藏回忆之一。

这两位姑娘以及几十个得了白血病和其他罕见癌症的三星工人的事情如今在韩国已是家喻户晓。今年2月和3月,有两部电影先后在韩国公映,它们描述了黄家等家庭在长达七年的时间里如何与韩国最大、最有影响力的企业进行抗争。

2月份(2014年)上映的影片《又一个约定》(Another Promise)毫不隐讳地讲述了黄相基和他女儿的故事。黄于宓2003年开始在三星的半导体工厂工作,那年她18岁。22岁时,黄于宓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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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相基留着平头,发色已是斑白,笑起来眼角周围有很深的鱼尾纹。在片子里演绎他这个角色的是47岁的韩国演员朴哲民(Park Chul-min)。他在《又一个约定》中扮演的人物与一家名为真星(Jinsung)的虚构公司进行抗争。《韩国先驱报》把这部电影称作“韩国电影业、同时也是韩国民主事业意义深远的一大成就”,如此评价并非因为电影本身的质量,而在于它拍摄的过程意义非凡。

由于没有大的电影制片厂的支持,这部片子的导演兼制片人通过众筹的方式,从数百名个人那里筹集到200万美元拍摄费用中的近15%,另外有超过一半的资金来自100名左右的小投资者。这样的制作方式在韩国电影业尚属首次。

3月6日上映的纪录片《贪欲帝国》(The Empire of Shame)耗时三年制作完成,近距离记录了黄家和其他几个三星工人家庭的故事。影片把焦点集中在黄相基对电子工厂,特别是半导体工厂使用致癌物质的调查披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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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个约定》海报(图自网络)

自黄相基开始他的行动以来,维权人士已在几家三星工厂发现了58例白血病病例和其他与血液相关的癌症病例。三星拒绝就本文涉及的具体病例置评,它在一份声明中称,公司2011年斥资8800万美元,用于维护和改善与安全相关的基础设施。

黄相基这样做是为了给罹患癌症的工人从韩国政府保险基金那里争取到赔偿金。在黄相基和电影制作人等人的推动下,韩国正在兴起一场讨论:韩国经济的发展奇迹究竟是以何为代价。在韩国经济飞速发展的过程中,三星等科技企业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许多韩国人也以这些国际知名品牌为傲。这场讨论也促使人们重新审视韩国政府过去的一些做法是否恰当,以前的独裁政府和国内企业关系密切,为了换取经济发展,政府给予了后者相当大的权力

血癌病人黄于宓

在韩国首都首尔以南约32公里的地方,器兴区半导体工厂就建在绿树成荫的水库岸边。三星的蓝白标志立在工厂前面。该工厂建于1984年,是当时韩国领先的半导体生产工厂,那时候,芯片收入占到了三星电子总收入的80%左右。能在器兴装配线上工作,曾经是一件让人羡慕的事情。

许多韩国人对三星满怀崇敬,原因之一是,三星的成功其实也正是这个国家崛起的真实写照。1961年,韩国人均GDP只有92美元,比苏丹和刚果民主共和国都要低。而到了去年,韩国已然成为全球第15大经济体。韩国GDP中,有近24%来自于三星集团的收入。

2003 年,黄于宓还在束草的高中念书。那一年,器兴半导体工厂的招聘广告吸引了她的目光。三星想要黄于宓那届毕业班中排名前三分之一的女学生。她符合几个基本条件:成绩好、出勤率高、没有不良记录。她还通过了体检要求。“她参加面试后告诉我说她被录用了。”她父亲说,“我很高兴,因为三星是韩国最好的企业之 一。”

2003年10月的一个早晨,于宓和母亲坐上父亲的出租车,来到束草的巴士总站。被三星录用的于宓和同班女生在这里登上一辆开往器兴区半导体工厂的巴士。

在器兴厂区,她们被安排住在高层宿舍楼里,四个人一间。这些白色的混凝土高楼几乎没有任何装饰,只是在大楼的每一侧都用淡紫色的韩文写着以花木命名的宿舍楼名称。黄相基说,他女儿住的楼叫紫丁香。旁边一栋几乎一模一样的楼叫连翘。这里不允许访客进入,甚至家人也不可以探访。经过几周培训后,她们正式上岗了。

法庭文件显示,于宓被分配到3号线工作。每天她从头到脚都要穿上无尘服,戴上无尘手套和面罩,与其说是保护自己,其实更多的是为了给半导体保持无尘环境。她所在的生产线生产三星逻辑芯片,或者叫“系统”芯片。于宓的第一个工作是在生产线上的扩散流程,第二个工作是在同一条生产线上做“湿蚀刻”。

韩国一个法官小组后来发现,在工作中于宓要面对一系列有潜在危害的化学品、烟雾和电离辐射。她的工友李淑英(Lee Suk-young,音)当时得了皮肤病,需要定期治疗。除了说工作累以外,于宓从没向父母抱怨过什么。直到2005年10月的一天晚上,她打电话回家说她“感觉恶心、头晕,还呕吐”。她父亲说。

一位工友把于宓送到了器兴厂区的三星医务室,医生给她做了抽血化验。他们对于宓说,她身体有问题,他们处理不了。她紧急住进了最近的一家大医院。她父母闻讯也立刻开上父亲的出租车赶过来看她。

医生告诉黄相基,他女儿得了急性骨髓性白血病,要求他同意医院立刻对她进行治疗。“我想我当时肯定晕了过去,感觉眼前一片漆黑,绝望极了。”他说。他虽然对白血病知之甚少,但还是知道它常常会致命。于宓的妈妈说,尽管医生告诉于宓,她康复的希望很大,但于宓依然伤心欲绝。

很快,20岁的于宓开始接受化疗,随之而来的是脱发、呕吐和持续的萎靡不振。住院大约一个月后,黄相基开车把她接回束草,还住在她以前的房间。一家人每周要两次开车横穿整个韩国,带于宓接受治疗和检查。2006年夏天,于宓再次住进了医院。就在那时,她听说和她同在3号线同一区域工作的李淑英,就是那个得皮肤病的工友也得了和她一样的白血病。李淑英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她是在当年7月13日被诊断出白血病的,五周后去世。

得知李淑英猝死的消息后,黄相基的脑海里冒出了许多问题。他开始询问于宓工作的各种细节,特别是那些浸泡芯片的化学品池。那时候黄相基还不知道,急性骨髓性白血病已被科学家证实是最明显由接触致癌物导致的癌症之一

三星器兴厂区人力资源部的管理人员定期向黄相基了解于宓的情况,公司还给她的银行账户存钱,帮助她治疗包括进行骨髓移植前存入的一笔约合1.8万美元的款项,黄相基说。

黄相基当时告诉这些管理人员说,他想向政府提出工人赔偿要求,以帮助支付于宓后续的治疗费用。

黄相基说,从那个时候起,所有事情都发生了变化:三星变得充满了敌意

敌人三星

虽然半导体生产依赖的是无尘室,但它从来都不是一个特别干净的行当。从在硅谷诞生的早期,芯片制造商就一直在使用剧毒的化学品。名为“超级基金”的美国污染场地管理制度在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定义了一批污染场地,其中不乏被英特尔、惠普等遗留下来的污染地。

随着化学品对硅谷环境的影响引起广泛的关注,工厂工人的安全警钟也被敲响。生产半导体用到的化学品和复杂的半导体生产过程所产生的副产品都和晶圆上的电路加工有关,其中已知和潜在的人类致癌物包括苯、 三氯乙烯、环氧乙烷、砷化氢和三氧化二砷等

如今,常被用作芯片化学池的化学混合物,以及为减少半导体厂内灰尘的不通风的工作环境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审视,与此同时,许多半导体制造厂纷纷搬离加州和美国其他地方,迁往人工成本更低的亚洲地区

由行业资助的研究和调查显示,半导体生产和工人得癌症之间没有显著的统计学联系,但其他研究得出的结论却与之相反,由此引发了一场流行病学的拉锯战。黄相基对半导体行业的毒害史一无所知。他文化程度不高,出身寒微,身处的文化环境受孔子思想影响很深,这种文化崇尚权威和集体利益。所有这些使得他在对付三星这类大公司的管理人员时,处于严重劣势之中。2007年1月,李淑英死后的几个月,于宓白血病复发。那时,黄相基依然不顾三星的反对,坚持要提出工人赔偿申请。当天,他在一家咖啡馆和三星高管们会面,后者的态度让他始料未及。

“他们四个人没有问我于宓的状况,”黄相基 说,“而是开始对我的做法提出质疑。”黄相基说,这些管理人员坚称,他女儿的“病和三星无关,还问‘你为什么要把责任推给三星?’”他说,在20分钟的会面中,他许多时间是在痛哭。三星拒绝就其管理人员与黄相基的谈话置评。于宓的身体每况愈下,黄相基暂时把工人赔偿申请的事放到了一边。

一家人又开始了横穿韩国为于宓治疗的旅程。2007年3月6日,在医院接受完治疗后,他们开车回束草,于宓躺在父亲出租车的后排座上。快到家的时候,“于宓说,‘太热了’,于是我把车窗打开了一点。”黄相基说,“但不一会儿,于宓又说,‘我冷’,于是我又把车窗关上了。”不久,他的妻子回头查看,一下哭了出来。“我把车靠边停住,下车打开于宓那侧的车门,她已经没有了呼吸,眼睛上翻。我能看到她的眼睛已经变白。于宓妈妈失声痛哭。然后用手将于宓的眼睛合上。 我顿时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不知过了多久,我发现自己孤零零地站在高速公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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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

他给家人和几个朋友打了电话,回到束草后,他们直接去了殡仪馆。按照韩国的风俗,遗体告别会安排在那天晚上。三星器兴工厂的管理人员也来了,包括那天黄相基在咖啡馆见的那四个人。其间,黄相基走到屋外呼吸海风。他说,三星一位级别最高的高管跟了出来,“他对我说,‘葬礼后我保证你能拿到赔偿金。’黄相基说,“我没有说话。”

一周后,三星管理人员又来了。他们请黄相基吃刺身,席间他们告诉黄相基,公司不会给他家任何赔偿。“他们的态度变了。”他说,他们再次坚称于宓的癌症和工作无关。黄相基起身离开了餐馆。

2007年6月1日,黄相基来到韩国职工赔偿与福利服务局(KCOMWEL)的办公室,填写了申请表格。和美国类似的政府项目一样,韩国雇主向一个基金里注资,之后任何事故或者疾病的赔偿都将由国家而不是公司来承担。职工获得的补偿不算太高,可以覆盖医疗开销、工资损失和葬礼费用。这个过程甚至无需证明雇主是否存在过失。

自从于宓过世后,黄相基就一直通过打电话、登门拜访的方式联系每一个他认为能够帮助他调查的人,他要弄清在器兴工厂的1.9万名生产工人中,是否还有其他人患病。他尝试联系了政府官员、政党、维权人士、民间社团、记者等等。一些人对他表示同情,但多数时候帮助不大,他还是无法弄清于宓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以及她受到了什么化学品的影响,也不知道是否还有其他病例,所有这些都是他在向KCOMWEL提交申请时需要了解清楚的。“没有人愿意听我说。”他说。

后来,当地一位记者介绍他认识了30岁的劳工维权人士李钟兰(Lee Jongran,音)。她起草了一份计划书,筹到一小笔钱,成立了一个名为Banolim的团体。她是该团体唯一的雇员,还有一些家庭从事一部分志愿工作。

而黄相基则在身上挂上贴有女儿照片的板子,开始到三星工厂门前散发传单,请求人们挺身而出。照片上的于宓因为白血病头发已经掉光,形容枯槁。刚开始响应他号召的人并不多,很快,工人家属们便组织了一场小规模的示威游行。渐渐,媒体开始关注。之后又有更多的家庭加入。

2009年5月,KCOMWEL驳回了黄相基的索赔要求,这时距离他提交申请过去了近两年的时间。KCOMWEL同时还驳回了Banolim发起的其他三宗索赔要求,包括李淑英鳏夫的要求。

韩国政府健康和安全官员对六家半导体工厂进行了流行病学研究。根据法庭记录,他们说,虽然在女工中发现白血病病例增加,并且非霍奇金淋巴瘤的发病率在统计上也有显著增加,但病例的总体增长“不具备统计学上的显著性”,不足以证明与半导体行业存在因果关系。他们没有公布原始数据。

Banolim告诉工人及家属说,他发现了58例白血病病例。他们还发现了其他相关疾病以及大量其他癌症病例,包括乳腺癌和脑瘤等。韩国的一个研究小组为一份行业内医学杂志开展了一项研究,他们将利用这些案例,把研究重点完全集中在那些他们能够证明是直接参与半导体生产的工人身上,研究范围也只限器兴工厂。他们还将病例诊断期进一步缩小至一个三年左右的窗口期。他们关注的癌症类型仅仅限于被证实与化学品和射线有密切因果关系,或者有关联的癌症,比如白血病和非霍奇金淋巴瘤。三星拒绝就该项研究置评。

在他们为器兴设定的窗口期内,研究人员发现共有17名生产工人罹患上述疾病。其中11名为女工,平均年龄26.5岁。由于三星不予配合,研究小组未能获得员工流动率等必要的数据来证明其中的因果关系。他们说,他们的发现值得给予严重关切。

收买风波

黄相基和其他家庭被迫转向韩国的法院系统,对政府拒绝他们的赔偿要求提起上诉。这也是韩国政府系统运作的方式。

不过,在提起诉讼后这些家庭才发现,为KCOMWEL做辩护的辩方费用不仅仅由韩国政府支付,三星也承担了部分费用。由此可见,虽然三星不负责支付任何赔偿金,但公司还是十分罕见地站在KCOMWEL一方,正式介入该案,并且还请来了韩国顶级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参与此案。

2010年,韩国最大的电视网KBS电视台播出了有关该案的内容,之后更多的案子涌现出来。

Banolim指责三星的代表秘密接触这些家庭,许诺如果他们撤销赔偿要求、切断和该团体的联络并在公众面前保持沉默的话,就会给他们钱。这些许诺与诉讼案中的和解提议还不太一样,因为这些诉讼案针对的并非三星,而只是针对政府的保险赔偿要求。三星否认给工人家属开出过上述条件。

既然三星要与工人家属对簿公堂,一些家庭索性决定和公司抗争到底。2010年12月15日,一位来自器兴的三星管理人员回到束草,造访黄相基家。“我想,我们能够付给你让你满意的价钱。”这位管理人员对他说,“但请不要告诉任何人,这会让我们很难办。”

黄相基问:“那你就是说,你们只会给我们钱,仅此而已?”管理人员回答:“我只希望你不要再说任何不利于三星的话。现在,我觉得你很有可能拿不到职业健康保险赔偿金。”

黄相基和KBS偷偷录下了这段对话,并于2011年在KBS电视台播出。

其他人也收到了类似的条件,包括朴智妍(Park Ji-yeon,音)的家属。朴智妍23岁,2010年3月死于白血病。她妈妈说,他们收到了三星给的大约33万美元,是她女儿葬礼那天存到他们账户上的。她还说,公司代表“告诉我们不要和工会成员见面,还让我们撤诉”。三星拒绝对谈话录音置评,也拒绝对向朴智妍家人付钱一事置评。

黄相基的诉讼案和李淑英鳏夫及其他三家人的诉讼案被合并审理,2011年5月由首尔行政法院三位法官组成的专门小组负责庭审。一个月后,主审法官公开宣布了判决决定和意见,支持黄相基、李淑英鳏夫的诉讼请求,下令政府赔偿基金向他们支付赔偿金。

庭审小组驳回了其他三家人的上诉请求,并详述了案件证据以及他们对每位工人特定工作的推论,特别提到了器兴工厂等使用的化学品、潜在射线威胁、通风系统和其他生产流程。(他们发现,其他生产线比器兴工厂的更现代化,也更安全;另外,在两位男工的案件中,缺乏强有力的证据证明男工的发病率在上升。)

在法院宣布判决的三周之后,三星联合其聘请的美国咨询公司英环(Environ)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咨询人员没有发现在工人工作环境和白血病之间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相关性。针对法院要求赔偿两位女工家庭的判决,KCOMWEL官员也提起了上诉。

结局

Banolim迄今尚有约40宗案件还在审理之中。韩国民众对这些案件的关注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而在关注度升高之前,职工赔偿委员会也开始变得不那么强硬,在一些热门案件中批准了赔偿要求。政府就黄相基判决结果提起的上诉还在审理之中。在于宓死后七年多,他仍在等待判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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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个约定》剧照

三星称,员工是它最大的财富,公司的目标是要创建一种“工作环境,坚定、持之以恒地保证在流程安全管理中做到最好。”它还说,三星是第一家采取化学品实时监控的半导体制造商,在2007年就已投入使用,同时公司还改善了工厂内的空气质量监控。“我们为三星家庭一些前成员的逝去感到深切悲痛,但同时我们要重申的是,独立研究尚未发现员工患病与工作环境之间存在关联。”公司说。它还表示,将为这些家庭提供经济支持,但拒绝透露具体数目。

李美京(Lee Mi-kyung,音)在韩国国会担任了18年的议员,她一直支持黄相基和其他三星员工家属。她在接受采访时说,三星在政界、媒体甚至法律界的影响力非常之大。她说,随着公司的权力逐渐在社会各层面不断受到制约,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她提到2008年对三星进行的腐败调查中,检察官对三星电子董事长李健熙提起逃税指控,并最终认定他有罪。他支付了约1亿美元罚金,并被判处一项缓刑。

三星在公司博客上发表了一篇韩语博文。该公司称,这篇博文出自一位名为金顺凡(Kim Sun-beom,音)的高管之手。它也算是最接近官方正式回应的一篇文章。金顺凡在博文中说,《又一个约定》让他不得不面对自己女儿的责难,之前她和朋友们一起看了这部片子,并为之潸然泪下。她曾一直为父亲在三星工作感到骄傲。

“作为一位父亲,我能体会(黄相基的)丧女之痛。我们让他为之抗争了七年,公司确也难辞其咎。”他写道,“但是,电影只是电影,歪曲事实就不对了。”他还写道,他自己也在器兴工作过,“我知道为了创造安全的环境,公司和员工们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因此,我毫不怀疑我工作环境的安全性。

来源:商业周刊中文版(微信:businessw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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