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了解家政工吗? 听,她们有话说

张知依 · 2016-07-29 18:59 · 北京青年报
摘要:在老家因被家暴而出逃,村里饭店老板娘进入雇主家的艰辛,国企下岗女工身份的转换,在劳动中受到不尊重时的委屈,甚至受到歧视、性骚扰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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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工大姐编的三句半 摄影/高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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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家政工工会活动摄影/西安家政工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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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积成社组织家政工大姐们外出活动 摄影/济南槐荫积成社区 社会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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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家政工地丁花剧社演出《我的劳动尊严与梦想》 摄影/北京打工妹之家

在当下的城市生活里,家政工是我们最为熟悉和倚重的务工群体之一。

我们的家庭生活中频繁使用他们的劳动带来的便利,然而他们的世界,却是大多数都市人不在意、不了解的。

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怒放的地丁花——家政工口述史》,以口述历史为形式,记录了北京、西安、济南三地家政女工的故事。书中不仅记录了她们的悲喜故事、生存状况,还让我们看到三地家政工状态的差异以及其组织生活、社会地位的微妙变化。

书写底层的书,是要让那些在主流渠道中失语的人把声音发出来,这是一本薄薄的书涌现出的力量。

本期青阅读的专题报道,通过这本书讲述围绕在家政工群体周围更多的故事,希望把这种力量扩散开来。

“城市需要我们,我觉得很自豪”

她叫安翠平,曾是陕西西安国营工厂的一名职工,2006年工厂效益不好,她下岗了。她叫林凤,是济南大涧沟村的一位妇女,2007年在水泥厂上班,后来工厂倒闭她被迫重新选择出路。

她叫李雪华,20岁在老家结婚之后承受了29年的家庭暴力,后来她鼓起勇气离开那个噩梦,来到人生地不熟的北京。

这三个身处异地的女人,也许到现在都不认识彼此。但她们有共同的身份,也有这个身份带来的类似的际遇:在人生失望的拐角,自问“到底还能做点什么”后,做了同样的选择——去做家政工。之后她们经历了类似的委屈,也最终用自己的双手找回了属于劳动的尊严。

当然,她们“相遇”了,在《怒放的地丁花——家政工口述史》的书中。

作者高欣是一名年轻的媒体工作者,做社会民生新闻的她对“很多站在大地上”的人感兴趣,她写过建筑女工、罕见病病人、外籍新娘。机缘巧合,她接触到北京、济南、西安三个地区的家政工,为她们工作了2年时间,采访并整理出她们的口述历史。

初夏,这本书在北京做了新书发布会,但和想象中的悲观气氛有些不同,整场活动并没有太多的眼泪,尽管对未来仍有些隐忧,但活动过程中有某种积极的信心。来自西安的安翠平大姐身上的旗袍是舞台上的亮色,她说这是丈夫让她买来在出去旅游的时候穿的。

她很开心,不仅因为自己的故事被写到书里,更有生活不断变好带来的喜悦。“我不觉得这份工作低人一等。这么多年来的工作,让我觉得城市需要我们,我觉得很自豪。”安大姐在现场说。

“怎么说呢,和其他群体接触,可能很多时候是一声叹息。但有机会写这些大姐的故事,我觉得更多的是希望。”高欣告诉青阅读记者。

近些年家政工收入的提高是她们觉得生活变好的重要原因之一。

“家政工收入的提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市场需求。”

为女工提供生活与权益资讯的公益平台“尖椒部落”的创始人孙珏说,她理性地向记者分析了这背后的原因.

当家庭照顾(尤其是老人、幼儿的照料)更多地依赖家庭自行解决,有经济能力的中等或以上收入的双职工家庭就更有可能选择把这部分家庭照顾的工作外包出去,聘请家政工。再加上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剧,开放二胎等现实因素,我们对家政工的需求就越来越大了。另一方面,城乡收入的差距拉大也让尤其是农村里来的家政工比较有市场。”

孙珏认为,近年来社会环境发生的变化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家政工的处境。

北京有剧社、西安有工会、济南有家政村

在老家因被家暴而出逃,村里饭店老板娘进入雇主家的艰辛,国企下岗女工身份的转换,在劳动中受到不尊重时的委屈,甚至受到歧视、性骚扰的痛苦……

《怒放的地丁花》不仅把这些来自天南海北的家政女工的故事以口述的形式汇集起来,在大姐们的叙述里,还有让她们在彷徨时找到的港湾——各个地区家政工组织。

姐妹们在一起总是能找到一种力量。”安翠平喜欢称呼和她一样从事家政的女工为“姐妹”。

有趣的是,在北京、济南、西安,因为家政工的社会背景不同,不同的姐妹们组成的家政工组织展现出不同的形态。

在北京,打工妹之家地丁花剧社(下称“地丁花剧社”)是外来务工者找到归属感的地方。

成立于1996年4月的打工妹之家是中国第一家为农村走进城市寻找工作的打工妹服务的机构,后来机构成立的家政工文艺表演队渐渐发展成为一个剧社,在北京做家政服务、爱好文艺的女工们,每周聚集在这里,编排小品歌舞以及戏剧。

“我之前是地丁花剧社的一个观众。”作者高欣说,最初是由于自己的采访报道任务,她接触到地丁花剧社,后来一段时间旁观了她们的训练和演出,让她有了不同的感受。

“原本我也觉得,以戏剧这种文艺形式把大姐们聚集起来有些奇怪,但和她们接触,这些30到40岁的家政工们,大多是能歌善舞的,她们希望有这样的娱乐活动。更重要的是,不像其他地方,在北京打工的大姐们来自祖国的各个地方,甘肃、东北、福建、山西、山东……就是你能想象的各种天南海北,因为各地风俗不同,让她们坐下来吃到一块聊到一块其实不容易。

她们在刚开始的时候,出于自我保护,大家心里多少还是有些戒备的。

那不如演一出小品,排一个话剧,因为这是大家的共同爱好,时间长了,大家才能敞开心扉。”高欣见证了在剧社负责人的组织下,一个小品剧从排演到上台演出的过程,这部话剧改编自一位大姐的亲身经历,其中涉及家庭暴力,还包括在雇主家受到的委屈,剧社很多家政工包括亲历者本人都参与了排演。

“有一个大姐和我说,她在剧社找到了名分,她从没想过自己有一天可以站在舞台上演出。渐渐的,这里成了她们自发想要守护的、另一个可以帮她们恢复元气的家园。”高欣说。

在西安,从企业下岗转身成为家政工的女工们成立了“西安家政工工会”,“工会”带着工厂的印记,是她们熟悉的。

这是中国第一家家政工工会。2004年成立之初,这里有162名会员,如今已发展到千余人,安翠平也是其中之一,她说,工会支撑她走过最低潮的时期,也见证了她在下岗之时未曾想过的职业发展,2010年安翠平参加了西安家政工会组织的家政培训班,一步一步丰富自己的专业知识,后来到北京学习高级育婴师课程,成为今天有相关机构颁发职业资格证书的月嫂。

回到工会就像是回娘家,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姐妹们倾诉,也可以接受免费的职业培训。遇到法律问题也可以找到专业的支援。” 后来她成为这里的义工,她对这份没有酬劳的工作很上心,说到这件事她很骄傲地告诉青阅读记者,“能帮助到和自己一样曾经彷徨过的姐妹,真的很开心”。

在济南,槐荫积成社区社会服务中心(下称积成社)聚集了大涧沟村附近的家政从业者,她们曾经都是农民,后来进城打工成为家政服务员,如今这个村子已经成为当地的“家政村”

济南大学政法学院社会工作系副教授唐斌尧老师是“积成社”的创办人之一,这是他博士论文之后的一次实践,“做了毕业论文,学校里几个社会工作和法学研究的同事觉得可以在实际操作层面做一些努力。”于是他们组建积成社,并按部就班地发展它,

“最开始是靠兴趣吸引大姐们来加入,最开始的小组大多是大姐们关心的话题:子女教育,休闲放松,交友活动,插花小组,包括电脑课等等。等到大姐们互相之间都熟络起来,会进行一些议题探讨,比如对工资待遇、休息权利和工作场合和歧视或这些涉及劳动权益的议题。再到后期,一些积极的大姐会成为骨干,成了联络者,有的还担任小组活动的组织者。”

从社会工作学者的角度,唐斌尧感到,这些在大姐们身上发生的变化比书本上定义的更真切更具体,他看到高大姐从“参与者到骨干”的过程,实际上是社会身份不断重建过程,“在没有这样的组织之前,家政大姐们的首要身份是家庭妇女,其实在齐鲁地区,儒家文化的影响还很深厚,不管在外面是不是有工作,妇女回到家一定要伺候老公孩子,洗衣做饭。更不要说农村,对于妇女的限制会更多。在家政工和雇主关系里,她们也处在相对弱势。那么这个社区能给大姐们一个属于自我的空间,打破熟人社会原有的关系,获得更多的社会认同感。

帮助家政工提升地位,“要让她们觉得很舒服”

“公正和平等不是别人赐予的,而是我们自己要去争取的。我觉得家政工从雇主和公众那里收获的尊重在增多,是各方面共同努力的结果。”孙珏告诉记者,“虽然我国目前仍然未有行之有效且具针对性的法律法规保障家政工作者的劳动权益,却已有不少的学者、法律人士、民间团体、媒体等在立法、公众教育、社群服务与发展等层面开展工作,做了持续不断的努力。家政工权益意识的提升以及对自身价值的肯定,更离不开基层家政工机构的教育、扶持和培养。

从学者筹建的组织、戏剧工作坊,再到媒体人为“底层”写作,各方的确都出于诚心地贡献力量。但这与“自己争取”之间似乎有些微妙——在帮助所谓弱势群体的同时,外界的力量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呢?

唐斌尧自己也有体会,他并不觉得谁是在帮助谁,说是大家一起成长更为准确,“其实很多时候她们也给我们很多启发。比如沟通,一定要用她们能听懂的语言和她们交流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他举出接地气的表达习惯,“最一开始我们说歧视说劳工权益,很多大姐们是不明白的,但当有的人开始分享自己在雇主家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引起大家强烈的共鸣感,这样才能形成良好的讨论氛围。

多年的实践经验,让他觉得,很多话题的讨论,并不能把学者自己的想法强加于她们身上,“平等的探讨很重要,有时候我们的想法和大姐的想法相差较远的时候,慢慢走,或者我们退一步可能效果更好。我们(学者)本身也是提供服务的一方,很多东西不能着急地强加,而是需要引导。

近几年,唐斌尧感觉,在积成社,大姐们自己起到的作用比社工们更大。

唐斌尧很开心,“大姐们现身说法的能力,和动员其他社员等等很多能力都要强于社工。”在他看来,让大姐们之间互相影响沟通,才是良性的方式,“要让她们觉得很舒服”。

在类似的草根组织里,社工应该保持反思,时刻警惕自己的想法会不会成为对她们的控制。社会工作强调理念先行——我们在做服务的过程中,很多时候会根据我们自己的理念设计活动或者讨论,但最关键的是让大家一起营造平等和开放的氛围。

唐斌尧和孙珏都表示,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从2000年到去年其实都有一些政策出台,但主要还是停留在规范家政行业的发展,并没有解决从业人员在劳动力市场上面临的困境。”孙珏认为,这是学者、组织和家政工们需要共同努力去争取的。

在济南,有了和大姐们的接触,唐斌尧和同事们也知道了家政工们切实的所需,比如养老、医疗之类的基本问题的保障,他们正在努力推动一些地方政策上的改进。以期从制度上帮助大姐们获得真正的力量。

书写底层,什么方式最合适?

《怒放的地丁花》一书,作者把自己隐匿在后面,把所有舞台留给那些在生活中不善言语的大姐们,让她们的声音显现在这个喧哗的、多声部的社会之中,虽然分贝不算大,但也是一种存在。

把一位家政工请到家里来很容易,但走近她们的世界可能很难。接受青阅读采访时高欣说,“她们也敏感,所以希望用口述实录这样的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她们。

或许,口述实录的形式本身就是一种态度。“地丁花这本书,作者高欣是其中的一位参与者。最后的成品是多方(包括家政大姐)讨论达成共识之后的结果。”孙珏告诉记者,学界对于口述历史的定义和操作方法有不同的说法,但一个共识就是口述历史是“面向底层,让失语的人说话的方法”。

“我们通过口述历史将社会变迁和个人生命轨迹联系在一起,揭开个人抉择背后的结构性因素,也让公共世界和个人生活都更丰富和立体。它更是权利的体现,在口述过程中基层受访者可以提升对自身的认识,在自己和他人的经历中找到共鸣和力量,提出诉求……这对于自身和社会的建设都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地丁花》记录的家政女工的生命轨迹,有集体经验,有私人感受。

这段历史似统一却也纷杂,充满矛盾和杂音。“我觉得里头的每篇故事,都是每一段对话的忠实记录,它只想放大几种杂音,让大家沿音追穴,进入不一样的历史。”在接受采访时,孙珏肯定了这本书。

诚然,这本书也存在遗憾——这也是青阅读记者在阅读之后提出的问题:仅仅让失语者讲述自己过往的经历,仅仅让“底层”说话,就够了吗?这样原音记录的文字,是不是写作太容易了?在孙珏看来,看似以原汁原味的方式呈现大姐们的生活,其实是更有难度。

“尤其是当受访者的亲身叙述非常细碎的时候,如何理出较成形的思路又不会有明显后期加工的痕迹,不为故事定性,是对作者的一个很大考验。所以我觉得这本书的做法是非常需要勇气的,不但挑战了自己的视角、价值观,也挑战了大众的阅读口味。”她也补充说,发声并不只是全部。

“当然口述实录只是我们为底层社群争取公正平等的其中一步,在公众倡导、推动立法、社群教育和发展的基础上,我觉得更需要一方面拓宽底层社群的发声渠道,另一方面促进底层社群主动发声自主发声以及有策略地发声。

从去年开始,孙珏自己也亲历了一次面向社群的采访和写作,在这之后,她对于书写也有了自己的认识。

“深入一个社群的写作,就是双方的self disclosure(编者注:自我袒露)的过程,这个过程采访者和被采访者相互影响,这样的关系直接影响到后期的书写。”她以记录者为例,“我们的角色并不只是观察和记录,在深入别人生活的细枝末节中,我们也在反思和分享自己的生活,给予对方情感上的支援。至少我是这样。

在她看来,书写底层社群,最重要的是平等以及扎根底层生活的参与

把人物放回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有公共世界,更有个人世界里的对话、动作、表情、气味和温度……” 在青阅读记者的邀请下,她推荐了三本她认为兼具学术性和生活感的社会记录作品:首先是香港社会学者潘毅的作品,“她的写作是学术风格偏重的书,是我们认识底层制造业女工的入门读本。”

第二本是三联生活书店出版的《隐形生产线》(白晓红著),“这本书是讲述英国非法劳工生存状况的纪实文学,就职于英国《卫报》的华裔记者白晓红,暗访英国各个地下产业不为人知的隐形生产线。非常好读。”

她还介绍了一本出版于香港的作品《晚晚6点半 七十年代上夜校的女工》,“这本书由教育学者蔡宝琼博士统筹,蔡博士曾经是筲箕湾嘉诺撒女子夜中学的老师,对这群上夜校的女工,既有阶级认同也有情感牵连。可惜是很老的作品了,在香港也只能在图书馆才能借到。”她补充说:“当然这样丰富的很有视觉感的书写方式很花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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