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性侵受害者:即使走出来 也依然会被纠缠一生

2017-05-11 09:08  |   来源:冰点周刊   儿童性侵害    
摘要:对于儿童性侵害,毫无疑问,预防是最好的办法。像郝静这样的受害者,“即使极度幸运能走出来”,两种力量的搏斗也仍旧久远地蔓延在血液里。

近日,台湾作家林奕含自杀,她的父母称她在未成年时期遭老师性侵。而林奕含的第一本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13岁的主角房思琪被补习班老师性侵并最终发疯。

冰点曾经采访过一位经历过儿童性侵害,现在从事防性侵工作的培训师。对于儿童性侵害,毫无疑问,预防是最好的办法。这样的受害者,“即使极度幸运能走出来”,两种力量的搏斗也仍旧久远地蔓延在血液里。

一半是阴影 一半是阳光

郝静身上,藏着两个“郝静”。

她自认为是世上最倒霉的女孩儿:从8岁开始,直到11岁,她一直被隔壁的叔叔性侵,“活人都不遭这样的罪。”

被这段经历所伤,也为了掩盖它,高中整整两年,郝静和男同桌半句话都没说过;年过40岁,一个知心朋友都没有;她甚至抗拒前夫触碰自己——晚上无法相拥,白天上街从不牵手,对方最终出轨;很长一段时间内,她总在半夜思考如何结束生命,又记挂相依为命的儿子,迟迟不敢下手。

她也是“防止儿童性侵害”中最勇敢的志愿者。作为公益组织“女童保护”的兼职讲师,她跑到许多地方给小学生上课,攒下来的飞机登机牌一只手都握不住,熟人甚至感觉她“有点神经病”。“女童保护”成立3年,在28个省份开展公益教学,她一人在12个省份培训过4000多名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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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静在某县上示范课,进行女童保护师资培训。

3年前刚给孩子上课,郝静总委屈,想哭。看着活泼的孩子,她总想自己“当初要也有人帮就好了”。

这两年,郝静不再想这些了。可当天真的小女孩说自己前几天被坏人拖到草丛里,有行人经过才挣脱,她心还是难受得发紧,下课嘱托学校的老师,“记得给女孩看心理医生”。

防性侵的课程看起来并不复杂。正式开始往往伴随一场“我说你指”的游戏,指到屁股,几乎所有孩子都会笑——讲师就能顺势开讲哪些部位不能碰、遇到坏人怎么办等内容。

如何能在课堂的40分钟取得孩子的信任,才是讲师的本事。有小女孩在课堂上主动举手,说前几天单独去姨爷爷家,被“使劲抱住了”,连踢带打才挣脱。郝静赶紧摸摸她的头,给她礼物,夸她勇敢。在课堂上,这样的孩子不在少数,他们觉得这个阿姨像亲人。

有小孩和她约定,将来一起做公益,临走时特别不放心地嘱托,“老师你可得等着我啊!”“老师你可别老了!”还有一个班的小孩子围住她,让她在笔记本上签名留念。

能让别人敞开心扉的郝静,看起来已经彻底告别了以前那个倒霉又胆小的女孩儿。在过去的许多年里,她总是梦到幼时隔壁男人把粗糙的双手伸进衣服,自己只能哭喊,无力反抗。如今,这场梦很少出现了,取而代之的是她讲课的场景,以及那些在课堂上的童声、注视着她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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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前的一天晚上,郝静第一次在网上看到“女童保护”的教案。半夜三更,开着台灯一页页看下去,郝静回忆自己当时像触了电一样,手抖个不停。儿童防性侵的内容,像钢钉般一字字敲进她的脑海。

封闭了33年的回忆瞬间决堤。“难道有很多人和我一样?”眼泪再也憋不住。

刚成为“女童保护”志愿者培训师,郝静曾在课后遇到一名小学老师。后者告诉她,自己在9岁时遭受了性侵害,和丈夫相处,眼前总会出现那个侵犯她的男人的影子,身体忍不住发抖。她不敢回家,最终在怀孕8个月时离了婚。

郝静抱着有相同经历的姐妹嚎啕大哭,一晚上红着眼。

第二天课上,上百名中小学老师来听讲座,吵吵闹闹的。个别人还在玩手机,睡觉。他们觉得,这场内容还不涉及资质考核,不用那么严肃。那名小学老师坐在角落里,绝望地看着郝静。

强烈的愤怒感涌上了她的脑袋,“这么可怕的事,你们身边就有,为什么不重视?”郝静吼了出来,深吸一口气,“我曾经就有过被性侵的经历啊!”

教室瞬间安静了,郝静大脑一片空白,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公开场合说这些,也想不到自己能在恍惚的状态下,把脑海中回放了无数遍的场景,哽咽着,一句句讲出来。

讲到最后,她回过神,首先感到惊慌。在此之前,她完美伪装着自己。因为自卑,她甚至不敢长久直视别人的眼睛,害怕从别人眼中看到哪怕一点鄙视的目光。现在,“一下子全完了。”

然而害怕的事情并没有发生。恰恰相反,听课的老师们目光变得严肃、专注,还多了尊重。飘了多年的心回到了地上。

如今,当有人看不清防性侵的重要性,或者更直白地问“你们是觉得我们这边不安全,才想来讲课?”时,抛出自己的经历是郝静获取对方理解的最好方式。

有一次,一位她培训过的女老师在她上车离开前,把一张纸条塞到她手里。打开一看,里面写着自己幼时遭遇性侵的经历,还说“今天上了课深受感动,我要让我的学生们学会保护自己!”

“你看!这么多人都经历过,而且都不敢讲出来。我克服了,讲出来,是希望能帮助更多孩子远离性侵,这是不是也算一种勇敢?”

面对性侵害,郝静较真得让人尴尬。她一字一句地和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因为遭遇过性侵,所以对很多案件感同身受,而现实生活中,很多人觉得离自己很遥远。”

在童年最黑暗的岁月,郝静的母亲将所有爱倾注给了小她一岁的弟弟。很多夜晚,小郝静蜷缩在炕头,回忆着白天令人惊恐的细节,彻夜难眠,母亲则拥抱着弟弟,安睡在炕的另一头。她想告诉母亲自己的遭遇,可又觉得不会被当回事,甚至挨揍的可能是自己。

无数次纠结后,她脑海里只剩两个问题:我是不是多余的?我是不是该去死?

如今,郝静在很多时候会把要死要活的劲儿投到“女童保护”的课上,以淡忘过去的不愉快。“女童保护”的负责人孙雪梅记得,刚开始听郝静的课,有点心疼,甚至觉得她在和自己较劲。快乐是强颜欢笑,可她又努力把课堂气氛整得活跃,甚至会紧张到忘词。

她不肯错过任何细节:农村的一些孩子,沉默,胆怯,看到陌生人的目光,第一反应是躲闪。看到他们,郝静就心颤,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

为照顾这些孩子,郝静给自己定下规则:必须提问到每一个孩子,多用目光去鼓励那些孤僻的、坐在角落里的娃娃。

用她自己的话说,每节课都要用十二分的努力去观察每一个孩子,再拼命调动课堂气氛。课讲完,累到恨不得瘫在椅子上,“哪怕领导来慰问,都懒得多说一句话。”

一天给某小学上完示范课,有孩子给郝静发短信:“老师,你能不能帮帮我。我才上五年级,可已经发生过性关系了。”

郝静慌忙回电话,手机关机,后来,又收到短信。郝静特别严肃地找到学校的校长,希望能帮忙排查。可对方笑着答应,没有下文,郝静着急难受得不行。

因为“较真”,她还被某县政府工作人员写成新闻:“老师那种言辞犀利的表述和‘低情商’的指责让优秀教师们感到汗颜,甚至很伤自尊,她的每一句评价都时时考验着学员的‘抗打击’能力。”

可新闻的最后也承认,“以往缺少了这种较真的教学态度和追求完美的精神,教研活动丢了灵魂。充满激情的崭新风格,为打造高素质团队奠定了基础”。

“每上一节课,就可能有孩子因此免遭厄运,这是闹着玩的吗?”郝静说。

在东北的一座县城里讲示范课,郝静没讲一半,教育局的领导起身,走了;她倒也不在乎,正常上课,还把自己的手机号码给了孩子们。

晚上聚餐,当地一位领导不客气,直接对郝静说,讲课“没啥用”,发生性侵案件的几率太小,“哪能遍地都是流氓啊。”

在郝静眼里,这逻辑幼稚得可笑,坏人又不会把特征写在脸上。曾经性侵她的邻居叔叔就是社区里公认的“好男人”,不喝酒,不骂人,经常从菜市场提点菜回家做饭,见谁脸上都挂着笑。

这个男人可怕的阴暗面只在单独面对郝静时展现。在被性侵的那3年里,郝静放学后为了躲避他,趴过自家菜园子,也躲进过玉米地和小树林。可叔叔经常能找到她,面带微笑地把她带回屋子里,或者就在外面施暴。平日出现在郝静父母面前,这个男人又是很自然的模样。

反转也很快发生在当晚的饭局上。领导高谈阔论的间隙,郝静的手机响了,白天上课的一名小女孩打来电话,“老师,我的舅舅总喜欢摸我怎么办啊?”紧接而来的是第二、第三个电话,“我爸爸喜欢看我换衣服可以吗?”“我都这么大了,爸爸还摸我的隐私部位。”郝静一边回答着问题,一边瞪着身旁的领导。

知道电话的内容,领导擦擦汗,清了清嗓子,对郝静说,“咱们准备一个周,然后全县推广这门课。”

做了3年女童保护,郝静对自我的芥蒂已经消磨了很多:找到了真心相爱的人并结婚,能拉手、亲昵,相拥入睡了。但直到去年年底,冲突还是会在两人间频繁爆发:郝静会时不时突然陷入对丈夫的怀疑,如果对方恰好没接到电话或短信,她就会陷入绝望,觉得已经遭到背叛。丈夫偶尔买了水果、花,郝静会惶恐,第一反应是“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

今年2月16日,她转发了一条“那些被性侵的女孩,最后都怎么样了?”的文章,配的评论是,“恐怕很难走出阴影”。

对于儿童性侵害,毫无疑问,预防是最好的办法。像郝静这样的受害者,“即使极度幸运能走出来”,两种力量的搏斗也仍旧久远地蔓延在血液里。

与记者见面那天,当记者主动为她拉开咖啡厅的门时,郝静迟疑了很久,然后侧着身,缩起来,飞快闪了过去。

她说自己无论在哪里,都喜欢走在人群最后。当有男人在自己身后时,“整颗心都会缩起来”,总怕对方会像当年邻居的叔叔一样,突然从背后抱住自己。这个习惯已经改不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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